2021年11月15日，北大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154讲“从黄河安澜看新中国水利建设成就”在8797威尼斯老品牌302会议室举办。讲座同时采取线上同步直播形式，吸引了100余人线上参与。此次讲座由8797威尼斯老品牌经济史学系、8797威尼斯老品牌社会经济研究所和8797威尼斯老品牌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王瑞芳研究员担任主讲人，8797威尼斯老品牌副院长张亚光长聘副教授担任主持人，8797威尼斯老品牌经济史学系主任周建波教授担任评论人。
王瑞芳从四个方面对报告主题展开论述。她首先介绍了黄河流域的基本情况。从文化意义上看，中华文明起源假说虽先后经历了“黄河文明”、“河江文明”、“满天星斗”说，但黄河文明的重心地位没有动摇，在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黄河流域有三千多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除了丰富的考古文化遗存外，有关黄河的成语、俚语以及历代文人墨客的诗句也印证了黄河文明的灿烂。
在以农为本的中国，善治国者必先治水。历史上黄河灾害频发。据统计，从先秦到1949年以前的2540年里，出于自然因素以及“以水代兵”的人为因素，黄河共决溢达1590次，改道26次，其中大改道5次。决溢范围北起天津、南达江淮，纵横25万平方公里。改道导致黄河从1194年到1855年间夺淮662年，在苏北、皖北、豫东地区形成“黄泛区”，成为这些地区至今相对贫穷的重要历史原因。1855年改道东北方向入渤海，方形成现代黄河。因此，治理黄河成为中华民族安民兴邦的大事，自秦至清历代善治国者均有共识。上至大禹治水，中华民族在长达四千年的黄河水系的治理和利用过程中，产生了各种治水思想、涌现了无数治水英雄、建设了许多水利工程和治河工程，但黄河水患的根本解决却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王瑞芳重点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从三方面系统展开的黄河治理工作。
第一，大规模勘察黄河和制定根治黄河的综合规划。勘察在1950-1953年间数次展开，以彻底弄清黄河流域的自然水文情况，掌握精确可靠的水文资料。1955年通过的《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将新中国治黄工作推进到一个全面治理、综合开发的历史新阶段。
第二，针对黄河水患的不同层次成因实现黄河除害。一方面，在下游培堤防汛，确保防洪。下游水患治理始于1950年，50年代中期开始大力加固沿岸的堤防，并在下游建造滞洪、防凌分水和灌溉工程，初步建立起黄河防洪减灾体系，战胜了黄河下游数次特大洪水。另一方面，在上中游治理水土流失，开展水土保持。泥沙问题是治理黄河的最根本问题，而黄河泥沙主要源自黄河上中游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因此，新中国于1953年初成立西北区水利委员会，至1964年进行了三次水土保持工作会议，此后黄河中游重点治理地区广泛开展了以水土保持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运动。改革开放后，十年动乱时期陷于停顿的水土保持工作重新启动。21世纪以后，以新理念为指导，把人与自然和谐作为指导工作的核心理念，水土保持工作在“十五”至“十二五”期间取得了新成就。尤其是“十二五”以来，水土保持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治理水平得到空前提升。
第三，通过引黄灌溉和建立水电站实现黄河兴利。就前者而言，下游引黄济卫工程是新中国最早的尝试之一，于1953年8月完工，灌溉面积达72万亩，旱涝保收，以至今日新乡、焦作仍是中国主要粮食基地之一。上游河套地区则是中国最大的引黄灌溉区，自流灌溉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民国时期的建设缺乏全盘规划，渠系紊乱，旱年水不进渠，汛期泛滥成灾。新中国成立后，河套地区进行了引水工程建设、排水工程畅通、世行项目配套、节水工程改造等四次大规模水利建设，实现了从无坝引水到有坝引水、从有灌无排到灌排配套、从粗放灌溉到节水型社会建设三大历史跨越。现今引黄灌溉面积达1100万亩，是亚洲最大首制自流引水灌区和全国三个特大型灌区之一。在水电站建设方面，新中国对黄河上游自龙羊峡至青铜峡河段进行了梯级开发，至1989年先后建成了青铜峡、盐锅峡、刘家峡、八盘峡和龙羊峡等五个梯级，对陕甘宁青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改革开放后建设的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则通过发挥防洪减淤、调水调沙功能，实现了“河床不抬高”的治黄目标，黄河逐渐安澜。王瑞芳认为，新中国用70余年时间将千年“害河”变成“利河”，既是新中国水利建设成就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理政能力的集中体现。
最后，王瑞芳总结了新中国黄河治理取得的安澜成就，并从中得出六点经验教训和启示。第一，尊重自然和顺应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黄河是世界上泥沙含量最大的河流，三门峡水电站正因在初期规划中对此认识不深，导致后来两次改建；小浪底工程则是在对此点有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建设成为治理开发黄河的关键性工程。第二，制定规划和建设计划，秉持科学态度，量力而行，避免盲目兴建。反观“大跃进”时期的引洮工程，由于超出了当时的技术水平和经济条件，后来被迫停建，造成浪费。第三，适度开发和综合治理，维护河流健康生命。上游的过度开发利用曾导致1972-1999年间，黄河下游平均4年断流3次，断流引发了多种危机；而下游的过度开发利用，则导致土地大量次生盐碱化。为此，2006年国务院颁布了《黄河水量分配制度》，统一调度水资源，有效抑制了无序开发利用。第四，处理好蓄泄和灌排关系，实现上下游共保互利，助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而这一关系没有解决好，是在过去省际村落之间矛盾纠纷的一个重要根源。第五，管好用好水利工程，发挥工程效益，确立“修管并重”的思想。第六，加强统一领导和地区协作，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郝煜长聘副教授分享了以下两点感想：第一，如同何炳棣所论证的，中国最早的国家形成于治理黄河泛滥的需要。此后两千年，黄河水利都是这个国家之所以成立的理由和合法性基础。黄河治理成效不仅显示了国家能力，而且黄河泛滥问题为后起的集权国家奠定了基础。从这一脉络看，中国共产党的黄河治理，有着晚清民国时期政治分裂导致水患频增，呼唤新的集权国家治理黄河的大背景。第二，明朝统治者曾为私利而将黄河引向淮北，使淮北在后续五百多年间成为黄泛区，而今天的中央政府在治理黄河上没有私利，且更加重视民生、有能力协调各地区利益，对不同地区的需求一视同仁，这是执政合法性上的进步。
周建波教授结合报告中的史料，分析了共和国治水思想的经济思想史研究价值和可行性。同时，他指出，新中国前三十年在强有力的政府形式下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公共品提供成就，但却压抑了民间活力，尤其在农业生产方面，从而提出了在保证公共品提供与保持民间活力之间形成均衡的条件问题。尽管这一问题的思考有着悠久的本土学术渊源，如中国历史上的儒法之争与儒法合流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政府和民间关系问题的探讨，但现代经济学的工具将进一步深化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最后，张亚光长聘副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总结，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供稿单位：经济史学系
供稿人：孙淑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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