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29日，8797威尼斯老品牌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155讲——“后发大国科技发展的路径——引进消化与自主创新并重（1949-1980）”在8797威尼斯老品牌302会议室举办。此次讲座同时采取线上直播的方式，吸引了129位学者参会。讲座由8797威尼斯老品牌经济史学系、8797威尼斯老品牌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和8797威尼斯老品牌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联合举办。讲座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董志凯研究员担任主讲人，8797威尼斯老品牌经济史学系主任周建波教授担任主持人，8797威尼斯老品牌经济史学系副主任、长聘副教授郝煜和经济史学系长聘副教授管汉晖担任评论人。
董志凯以中国工业化发展历程切入，全面总结了中国作为后发大国实现科技发展的路径，指出中国如何在自力更生的方针下，兼顾引进、消化、吸收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从而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总结了引进技术与消化吸收创新相结合的要领与途径，以及中国科技发展路径的教训与启示。
董志凯指出自力更生方针的来历，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总结出的革命经验。毛泽东在革命时期多次指出中国抗战需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自力更生的方针不能变。因此，自力更生方针的诞生与处理中外关系、争取外援相联系，这一方针在建国后在工业化建设中继续使用。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科技基础薄弱、科技水平落后，因此必须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以加速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
董志凯回顾了1978年以前中国三次大规模引进外国技术的历程，第一次主要从苏联、东欧国家引进，第二次和第三次主要从西方国家引进。这三次都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下，同时引进多种形态的技术，并将引进与消化吸收相结合。
20世纪50年代的技术引进
第一次大规模引进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国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数百套成套设备和数千套技术资料，是对设备、资金、人才、设计等物化和非物化形态技术的全面引进。这次引进以“156项”为核心，以900余个大中型项目为重点的工业建设，使中国基本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雏形。在解决资金和人才问题上，中国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主要依靠内部积累来取得经济建设所需资金，同时不排斥接受友好国家的援助，比如中国从1950-1955年共向苏联贷款56.6亿旧卢布。156项重点项目的建设过程经历了苏联援助和自主建设两个阶段。整个20世纪50年代属第一个阶段，工程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建设的。但在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单方面召回在华的全部苏联专家，这导致156项重点工程进入自主建设阶段，一直到1969年才全部建成“156项”实际实施的150项。董志凯指出，这一过程中，中国在引进的同时努力学习、消化、吸收新技术，培养了自己的设计、生产能力。
20世纪60年代的技术引进
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大跃进”运动和严重的自然灾害，中国国民经济遭遇严重困难，尤其是农业和轻工业的生产大幅度下降，粮食等农产品严重短缺。1961年初，中共中央确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全面调整国民经济。
中苏关系破裂后，毛泽东提出了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先进设备和先进技术的路子，以加快恢复和发展受破坏的国民经济。从1962年开始，中国开始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成套设备和引进新技术。1962年国家计委等部门向中央领导的报告中提出的15项成套设备中，有10项是为了解决吃、穿、用问题所必需的，其余项目同发展中国机械、石油工业有着密切的关系。从1963年6月中国同日本签订第一个进口维尼纶成套设备合同开始，在随后的几年中，中国从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瑞典、意大利、瑞士、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等国家引进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电子和精密机械等国民经济建设急需的成套设备和技术，共80余项。董志凯指出，这次引进填补了中国科技的空白、缩短了科研周期、增强了工业设计能力、完善了生产工艺等，带动了其他领域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后来70年代初的大规模引进乃至对外开放奠定了基础。
20世纪70年代的技术引进
20世纪70年代初，一方面西方国家出现经济危机急需海外市场，另一方面中美关系缓和、中国重返联合国，这些为扩大技术引进创造了条件。1973年，国家计委提出引进43亿美元成套设备的“四三方案”，这是继“156项”、60年代引进后的又一次大规模引进计划。后在此方案基础上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到51.4亿美元。利用这些设备，通过国内配套和改造，总投资约200亿元，兴建了27个大型工业项目，到1982年全部投产，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1978年后，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提出，对外引进开始大规模增长。整个1978年，引进项目已经签约58亿美元，相当于1950-1977年28年中国引进累计完成金额65亿美元的89.2%。
董志凯指出，在这三次引进中，中国都始终以自力更生为基础，即使在外部环境恶劣的情况下，也始终没有以牺牲主权为代价进行科技发展，反而依靠大无畏的探索精神在尖端技术如原子弹等领域实现突破，正是由于中国在引进技术的同时注意消化吸收，才有了自主创新的能力和底气。
董志凯总结了引进技术与消化吸收创新相结合的要领与途径。首先，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是辩证关系，毛泽东洞见到先进技术在后发国家追赶发达国家中的作用，指出只有技术跨越才能赶上发达国家，发展生产力也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其次，引进、消化、吸收的途径多样。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习苏联的途径大体有三种，一是通过书本学习、引进和翻译苏联各类资料，二是大规模、全方位聘请苏联专家，三是派遣各方面人员到苏联学习考察，其中吸引海外留学生回国、购买先进设备和技术以及聘请外国专家来华工作是引进西方技术的重要途径。吸收与创新相结合，中国工业科研体系形成了“吸收-消化-自主创新-再引进-再消化-再自主创新”的螺旋上升的循环。第三，消化吸收的基础在于大众教育。这一时期中国大众教育在后发国家中走在了前列，不仅普遍提升了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也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科技发展奠定了基础。第四，通过举国体制消化吸收攻关创新。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率先进行高技术开发、并初步建立高技术产业的国家。依靠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和国家投资的明确性，中国在高技术领域、亟需发展的科技领域实现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如1949年以后的30年中，中国累计向高技术领域投资超过1000亿元，为新时期改革开放培养了一大批高技术产业团队，推动高技术产业领域进一步迎头追赶发达国家。
最后，董志凯总结了这40多年发展的经验教训与启示。第一，全球化不能“替代”自主研发，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中国唯一选择；第二，自主创新需要智慧和勇气，她以盾构机为例说明了中国完全有能力实现创新；第三，保护知识产权，需要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第四，要注重知识普及、基础研究，人的素质提高和尖端人才的培养；第五，科技现代化过程中注重原创性、兼容性、开放性；第六，发挥“举国体制、产业集群和规模市场”三大比较优势。
讲座结束后，管汉晖和郝煜分别做了点评。他们都非常感谢主讲嘉宾的精彩演讲，并指出董志凯老师对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梳理给大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管汉晖对董志凯老师提出的经验教训表示肯定，认为中国作为大国确实需要重视基础研究等，他还就讲座的细节与主讲嘉宾进行了交流。郝煜认为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作为两种选择和历史环境有关，可以用具体数据做进一步研究，他还就举国体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评论结束后，在场同学也踊跃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周建波就技术引进过程中的贷还款细节、大众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关系进行了提问。最后，董志凯对以上提出的问题都一一详细做了解答，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供稿单位：经济史学系
供稿人：陈洲扬
美编：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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