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17日上午，美国西北大学罗伯特·H·斯托茨人文科学教授、经济学与历史学教授、特拉维夫大学埃坦·伯格拉斯8797威尼斯老品牌教授Joel Mokyr作为“8797威尼斯老品牌高端学术讲学计划”主讲人，在线发表演讲，并与来自全球各地的140余名听众亲切交流。本次讲座由8797威尼斯老品牌赵一泠助理教授主持，8797威尼斯老品牌经济史学系主任周建波教授、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经济学博士吴乐旻担任评论人。
Joel Mokyr教授在线演讲
本次讲座主题为“The Pandemic and the Knowledge Economy”（流行病与知识经济）。Joel Mokyr教授运用严密的逻辑和丰富翔实的史料与文献，从历史的视角阐述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知识和病毒进化之间纠缠不清的斗争图景，从而揭示了流行病和科技进步之间的复杂关系。
Joel Mokyr教授课件（一）
讲座伊始，Mokyr教授指出，经济史的中心特征之一是人类和微生物之间持续而致命的斗争。一直以来，细菌、病毒和寄生虫等微生物不断试图让人类患病，甚至是夺走性命。而人类的反击包括人类免疫系统、流动（逃离疫区）、公共卫生政策和科技等四种工具。其中，唯一能够帮助人类赢得胜利的便是技术。包括治疗（Therapeutics）、预防（Prophylactics）和负压隔离（NPI’s）在内的技术工具的成功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人类所掌握的“有用知识”（useful knowledge）。
Mokyr教授强调，大规模的流行病通常是由一种不熟悉的病原体而导致的，由于人类免疫系统和当时已有的医疗条件并未对此有充分准备，由此造成了严重后果，对人口规模、收入分配、政治权力关系及社会经济的其他方面均产生了持久性影响。他详细列举了人类历史上所发生的最著名的几次大流行病：（1）安东尼鼠疫（The Antonine Plague）；（2）查士丁尼瘟疫（The Justinian Plague）；（3）黑死病(The Black Death)；（4）“处女地”疾病（“Virgin Soil” diseases）；（5）不断增强的毒性（Increased virulence，此处指17—18世纪致死性不断强化的天花）；（6）霍乱（Cholera）；（7）1918年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 of 1918）；（8）艾滋病（Aids）（其实并不属于“真正的大流行”，只影响某些群体）。新病毒不断出现的原因存在诸多经济因素，包括人口与货物的流动带来疾病的扩散，城市化与人口密度的变化，靠近大型动物驯养的地方，以及系统回应外部冲击的韧性等。诚如Harper提到的“进步悖论”（paradox of progress）所言，人口越大规模、高密度的集中，新的疾病就越可能产生，同时也让已有疾病得到更加频繁的“互动”。19世纪，人类社会首次出现了获得控制传染病能力的新转折，但人口的增加和人口密度的上升却又增加了新疾病出现的可能。随着20世纪现代科学的进步，人类更加了解使我们患病的原因，并掌握了医药、预防学和就地隔离的策略，然而治疗学和诊断学的进步与恶性病原体持续进化之间的竞赛仍在持续进行。
面对病毒与科技之间旷日持久的对抗，Mokyr教授认为“有用知识”将成为迄今为止人类对抗病毒的最有力武器，因为它决定了我们对于未来流行病的适应能力。不过，悖论却始终存在，即人类所掌握的“武器”越强大，微生物对人类的威胁却也与日俱增。他结合Nathan Rosenberg的“聚焦装置”模型（“Focusing Devices”model）指出，技术进步的重要源泉之一是由“挑战与回应”（challenge and response）机制驱动的，其实现的可能性既取决于社会的技术能力和解决瓶颈问题的内在难度之间的比例，也取决于对最可能提出解决方案的代理人的激励大小，以及知识的约束程度。但当所需的知识不可用时，这一机制并不起作用。譬如，黑死病的流行并未带来抗生素或老鼠药的问世，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暴发也并未促成流感疫苗的出现。当然，新冠疫情的出现却呈现不一样的情形。目前不少证据表明，应对任何微生物或病毒挑战所需的知识要么可用，要么将在可预期的时间内出现。但Mokyr教授仍提醒我们，不可忽视技术解决方案本身无法解决问题的潜在危险。
随后，Mokyr教授结合目前学界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对比分析了1918年西班牙流感和目前新冠疫情的基本情况及其各自的影响。二者显然都是由病毒引起的传染性疾病。由于科学家拥有更好的研究工具和方法、全球研究者群体规模日渐庞大、针对成功的激励机制强大而有力、思想与知识自由开放且高度竞争的科学界（“the Republic of Science”）的存在等原因，21世纪人类对抗微生物的“战争”进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迅速，应对新冠疫情的突破性技术也出现得更快。就造成的影响而言，1918年西班牙流感所产生的人口影响要强于新冠疫情，但其经济影响则因受到战争等其他因素的干扰而难以确定；至于新冠疫情对生育率的影响，目前讨论这一问题还为时尚早。当前的人们似乎是患了“文化失忆症”（cultural amnesia），很少意识到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持久性影响，这可能是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战时的审查制度以及抗生素尚未广泛使用（所以使用抗生素将会产生巨大效果）等因素的影响。但新冠疫情可能会存在明显的持续性影响，其造成显著影响的领域之一便是生育行为，即这一流行病严重影响有子女的家庭及子女本身，进而影响人们对子女成本的感知。相比之下，除了人们在疫情伊始时觉得新冠暴发将是短暂的，身处21世纪的人类已渐渐不习惯于被传染性病原体折磨乃至致死的情况，这使得各国政府必须以各种方式，尽最大努力与新冠疫情作斗争。
Joel Mokyr教授课件（二）
Mokyr教授进一步探讨了新冠疫情对近两年经济的显著影响。首先，新冠疫情的爆发曾在起初的一段时期带来了劳动参与率的大幅下降和失业率的大幅上升。但受益于网上购物、远程工作、在线教育等的发展，新冠疫情对实际GDP的影响经历了从最初大幅下降到总体指标有所反弹的变化，这体现了当今经济所具有的强大韧性。其次，社会平均收入水平或许不会出现大幅下降，但社会再分配却可能因疫情的暴发而加剧社会的不平等问题。再者，新冠疫情对健康的影响可能只是短期的，但贫困压力的增加、由疫情带来的心理健康问题等持续性的健康影响，以及学校教育中断、小企业无形资本损失、社会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等持续性的经济影响，都将能够从未来几十年的经济数据中找到相应的蛛丝马迹。此外，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影响也并非全是负面的，在“冲击”驱动技术进步的进程下，医学领域将可能出现棘轮效应。最后，劳动力市场同样会产生棘轮效应，而流感大流行可能引发自由职业者群体规模的扩大，进而改变社会的劳动参与率，但目前还尚未清楚这一影响是否具有持久性。
Joel Mokyr教授课件（三）
此外，Mokyr教授探讨了流行病可能对人类社会带来的持久性文化影响。他引用Malmendier的研究成果指出，历史上有不少证据表明，创伤经历会让人类神经系统产生永久性的改变。而新冠疫情与远程工作的出现已经改变了我们看待我们工作的方式，也改变了我们平衡工作和其他承诺的方式。Malmendier将此种现象称为“特定领域的经验效应”（domain specific experience effect），并指出这一效应是持续存在的，且近期事件的影响权重将会更大。总而言之，个人经历在风险态度、信念和决策等方面可能会比“信息”产生更为重要深远的影响。
最后，Mokyr教授总结道，人类一直都未曾对“黑天鹅”（Black Swan）的到来做好充分准备，政策制定者也通常是在事件发生后才寻找补救措施。但相较于1918年西班牙流感而言，如今的我们具备更多的应对“武器”，新冠疫情的冲击终将会逝去，人类也终将展现良好的生存韧性。当然，新冠疫情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益处和破坏也将更为持久。在新冠疫情暴发的背后，我们还需看到，新冠肺炎的大流行已将我们的注意力聚焦于人类的行为、制度及对冲击的应对问题。一方面，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的人们能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政府所提出的戴口罩、接种疫苗、不随意流动等政策要求。但另一方面，仍有少数人容易受到虚假或误导性信息的影响，表现出不理性的迹象。他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既为我们呈现了未来不断强大的科学技术终将击败任何威胁人类生存的微生物的可能远景，但也表明了人类依旧有可能输掉抗击流行病的战争，其原因不在于科学知识的不充分，而在于政治和社会制度所存在的一系列弱点，尤其是国际社会合作层面仍旧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演讲结束后，吴乐旻博士、周建波教授分别对本次讲座进行了简要点评。
吴乐旻博士点评
吴乐旻博士表示，本场讲座向听众们生动而完整地展现了千百年来知识与病毒之间的竞争故事，这既得益于Mokyr教授是“知识”乃至“有用知识”的研究专家，也得益于他的思考广度和高度。吴乐旻博士认为，Mokyr教授在汇报中实际上还包含了关于文明崩溃问题的思考。因此，吴乐旻博士尝试把对这一宏大问题的探讨聚焦到市场经济的历史发展问题，将市场的发展演化分为各自独立的节点（separated nodes）、节点间两两结合形成网络（network forms in between）、专业化（specialization）、集聚（clustering）、升级（upgrading）、全球化（globalization）、分裂化（fragmentation）、后备力量（backup）等八个阶段，从效率（efficiency）、脆弱性（fragility）、韧性（resilience）三个维度阐述不同阶段的演变特征，并籍此阐发了关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想法。
周建波教授点评
周建波教授充分赞同Mokyr教授在本次讲座中所提出的主要观点，并分享了他的两点体会：其一，Mokyr教授重视知识、科学技术的观点，跟强调人力资本的舒尔茨很相似，即认为“人口质量和知识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未来的前景”；其二，Mokyr教授关于工业革命前人类经济缺乏韧性、难以经受瘟疫、战争等外部冲击的说法，与马尔萨斯的理论很相似，而工业革命后，由于知识的普遍进步和普及，人类经济充满韧性，并度过了马尔萨斯陷阱。上述两点都说明了知识在质和量两个方面的进步对全球经济发展所能产生的巨大作用。周建波教授进一步分享了他关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一点看法，即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奇迹”是与1978年之前中国政府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分不开的，而中国对教育公平性的强调，使得中西部的经济能够凭借“知识”的支持而迅速崛起，从而为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奠定重要基础。
供稿单位：经济史学系
供稿人：沈博
美编：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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