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6日，8797威尼斯老品牌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161讲——“经济史学视域下的城市‘关怀’——以唐宋都城为中心”以线上会议的形式举办。此次讲座吸引了海内外三百余位学者参会。
讲座由8797威尼斯老品牌经济史学系、8797威尼斯老品牌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和8797威尼斯老品牌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联合举办，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宁欣主讲，8797威尼斯老品牌经济史学系主任周建波教授担任主持人，8797威尼斯老品牌叶坦讲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魏明孔特聘教授、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玉峰教授担任与谈人。
讲座伊始，宁欣教授指出，这里的“关怀”是对城市本身的关注，以往学术界对历史上城市角色的关注不足，需要我们重新将视线投向对城市的考察。她认为城市化的定义可以从三个角度入手：人口向大城市、中心城市集中的过程；财富向中心城市的聚集；城市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分化和重组是推动整个社会历史向新的历史阶段迈进的推动力。
在对城市研究的背景和城市化的基本概念进行简单回顾后，宁欣教授讨论了经济史学界在城市研究方面所忽略的问题。
一是中国古代社会以农业为基础的事实，农村人口在全国人口总数中占有绝大多数，对各阶级和各阶层的分析应以农村的土地关系为依据。比如唐代农村人口根据有无户籍分为主户和客户，宋代时则演变为根据是否有地划分主户和客户。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时，基本的立足点仍然是对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两大阶级的关注。
二是中古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阶级和阶层大变动的时期，这一时期人口的比例和结构都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人口向城市的单向流动趋势非常明显，尤其是向都城的集中。除了战乱时期之外，城市人口比例大大增加。人口的大量流动对国家的赋役管控构成了挑战，国家如何应对、相应的举措如何体现，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三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结构的特征是城市统领乡村，各级城市是中央集权体制下统治网络的各个节点，城市是社会变化的反映，也是引领社会变化的龙头。相对而言，农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在很长的历史阶段具有相对稳定性。城市则集中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更新、社会结构的变化及社会阶层的变化。
在对上述关系到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重大问题加以提示之后，宁欣教授进一步就城市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展开了讨论。
一、城市与流动人口问题
宁欣教授首先指出对城市治理的一大难题是缺少对未登记流动人口的统计，比如唐代长安就有“浮寄流寓，不可胜计”的情况。现代的城市流动人口统计也存在类似的难题，这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剧、人口的快速流动不无关系。
随后，宁欣教授从城市流入群体的角度进行了仔细阐述。她指出，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古代城市外来人口流入的数量不断膨胀，古代官方文件中有诸多关于逃亡户和对其政策处置的记载。逃亡户或因为逃避天灾人祸、沉重的赋役等因素而被动流入城市，或因为城市具有吸引力而主动流入。从主动流入的原因来看，城市中兴盛的建筑业、服务业吸纳了大量流动人口就业，为逃亡户提供了更广阔的就业市场和生存空间。对于商人而言，城市的吸引力在于更发达的商品经济，比如“骑鹤下扬州”就反映了富商向商业繁荣的扬州聚集的倾向。对于政治性人口而言，科举制和铨选制带动了这些人群向中心城市的汇集。比如隋朝时，由于九品中正制的废除和科举制的建立，许多希望在政治上有所发展的人向京城流动。
宁欣教授还从农业社会生产结构的角度为古代的人口流动提供了理论解释，她认为中国古代的社会危机是劳动力过剩。农村的劳动力按照农忙季节的需求配置，农闲时期出现的潜在剩余劳动力成为人口主动或被动流动的来源。所以人口流动的变化本质上反映了农业生产的变化。
二、财税改革向城市倾斜的曲折
在这一部分，宁欣教授通过唐朝时期间架税改革的案例，向大家介绍了城市财税改革的曲折发展。
间架税是按照房屋的结构和数量征收的税种，相当于今天的房产税。唐德宗时期，藩镇连兵，战事频仍，为了解决军费窘迫的财政困境，宰相卢杞推行了一系列新的财税措施，包括间架税在内共有四项措施：“借商”，向家财超过万贯者借做军费；针对商业经营的主题和囤积的货物财产征税；征收间架税；向商品买卖征收交易税。但这些措施遭到工商业者和拥有房产的居民的强烈反对，长安为之罢市。其时，发生泾原兵变，废止间架税甚至成为叛军安抚民心的口号。后来德宗出逃，勤王的藩镇提出要求废止财税新举措。最终，德宗为解脱困围，只好宣布全部废止新的财税措施。
宁欣教授指出，这次改革中涉及到的税收主要针对囤积的财务货品、商业运营中产生的利润，其本质上是针对城市的税收，所以可称之为财税改革向城市倾斜的“曲折”。她认为，这些改革举措的夭折也具有历史必然性，因为其仓促推出，并牵涉到众多人的利益。
此外，宁欣教授提到税制的变化也反映了财富结构更深层次的变化。人口和财富向以都城为代表的大城市集中，税收也应当相应变化。我国农业税从征税到取消的历史过程也反映了这一历史趋势：人口和财富向城市集中，税收随之向城市倾斜，也向拥有资产的个人、营运所得和流通领域倾斜。
三、户籍制度改革的城市攻略
宁欣教授指出，我国古代户籍制度最初遵循“据贯追逃”原则，即政府依据逃亡者的籍贯让其回到原籍，而这一制度从隋到唐逐渐发生了变通。两税法的实行完成了由丁身为本向据资产而征的转变，也对户籍制度产生了影响。一是针对逃亡户的政策，由据贯追逃向就地附籍转变；二是坊郭户的出现，即与农村户相对的城市户。其中，坊郭户的出现表明自商鞅变法以来，城乡一体的户籍制度藩篱被突破。总体而言，唐代在经历了从高祖到德宗的不断调整、直到两税法不再划分住客户之后，户籍制度的发展呈现出逐渐变通、逐渐放宽直至彻底改变的过程。
由于城市具有复杂性、多样性，人口流动较大，外来人口、流动人口占有很大比例，因此如何改革此前的城乡一体的户籍制度成为城市户籍改革的关键。宁欣教授认为，城市户籍制度变化主要应体现三点：一是如何从农村户籍转变为城市户籍；二是转变的条件是什么；三是转为城市户籍以后如何成为承担赋役的居民，即将劳动力转化为可供政府役使的人口。
在城市攻略方面，宁欣教授主要关注了三个问题。
其一是坊郭户的单列。坊郭户作为城市户后，承担起了城市人口应承担的赋税和差役。其二是规定中央官署某些职役专门向浮逃人户开放，并将应募后有正式职役的人编入户籍。其三是募兵制的推行。唐玄宗时期募兵制得到比较全面的推开。募兵对象往往是流入京城还未找到工作的人，因此募兵制改变了这些人的身份和生存状况，还缓解了兵源的不足。
宁欣老师教授到，和乡村相比，如何在城市落实居住原则更具有复杂性和渐进性，不仅涉及户籍制度改革的问题，还涉及到工作岗位的开放等问题，它是一个综合的治理过程。
在讲座的最后一部分，宁欣教授结合当前的城乡发展格局进行了论述和展望。她提出，城乡一体化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然而，目前城市和农村的区别仍然没有消失。在户籍制度方面，各地的居住地原则依据城市的等级和政策有所不同。总体上，人口向城市单向流动的趋势没有改变。城市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首都是中心的格局仍然没有改变，包括疫情防控在内的众多事务都是如此。当前国家的工作重心则更多放在农村，比如今天的中央一号文件依然是围绕三农问题而展开。在城乡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如何解决三农问题，仍然是目前需要关注的重点。
讲座结束后，各位与谈人分享了自己的观点。叶坦教授表示，此次讲座提示同学们应当熟悉历史上的典章制度和专有名词，这对于经济史学研究非常重要。她指出，宁欣教授的讲座，以聚集了多重时代特征的“城市”为科研“凝聚核”，以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发生重要变革的唐宋时期为主线，选取唐德宗时期为切入点，这一时期发生了从租庸调制向两税法转变等许多重大变革，对此后社会经济产生深刻影响。她总结宁欣教授的研究宏微相济、史论双馨，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启发意义；此次讲座古今融通，对今天的经济研究具有借鉴价值。
魏明孔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点评。他指出，宁欣教授抓住唐宋时期城市化、人口流动这一核心问题进行了阐述讨论。就研究成果来看，她对唐宋时期的经济、城市的研究内容丰厚，经验和教训并重，值得我们学习。同时，要考虑到“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理念对唐宋社会经济的影响，即农民向城市尤其大都市单向流动过程中，城市与农村的联系亦然非常紧密。
刘玉峰教授总结到，讲座的主题在唐宋变革的大背景下展开，对城市的重要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他认为讲座在方法论上富有启发性，启示我们关注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并且在研究制度时关注制度制定者的角色。他提到，唐宋变革最核心的是社会形态的变革，但学术界相关的研究还比较缺失，宁欣教授的讲座启发我们对唐宋社会形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最后，周建波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总结。他指出城市化是推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宁欣教授的讲座提出了城市发展的“娜拉之问”，富有深意；此外，讲座内容引申出制度变迁的动力问题，从历史经验来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一定时间内是相互匹配的；他还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指出，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需要社会保障作为支撑，这也是西方经济学重视就业的原因。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供稿单位：经济史学系
供稿人：汪欢颜
美编：初夏
责编：量子、禾雨、予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