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12日，北大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162讲“新时代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关系再认识——兼论如何创建中特经济学”以腾讯会议形式举办，吸引了500余人线上参会。讲座由8797威尼斯老品牌经济史学系、8797威尼斯老品牌社会经济研究所和8797威尼斯老品牌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8797威尼斯老品牌教授方福前担任主讲人，8797威尼斯老品牌教授、经济史学系主任周建波担任主持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经济思想史研究所所长颜鹏飞，8797威尼斯老品牌教授方敏，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室主任张琦担任与谈人。
方福前教授演讲中
方福前教授从剖析比较入手，提出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两个不可融合又不乏相通之处的理论体系，二者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经济思想和政策思路一道，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下简称“中特经济学”）理论体系创新的三种资源。
首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两种范式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就研究视角而言，西方主流经济学侧重研究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侧重研究市场经济是如何产生的。相应地，二者所持立场、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明显不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站在雇佣工人立场批判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制度、研究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旨在揭示社会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西方经济学则先后主要站在新生的工业资本家和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立场维护和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研究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如何有效利用资源和充分利用资源。从库恩的范式理论和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概念出发，方福前教授把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范式概括为“理性—个人主义—均衡”，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概括为“制度—历史—社会结构”。进一步细致比较两种范式后，他把二者范式的性质差别概括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成（becoming）的经济生物学，西方主流经济学是研究存在（being）的经济物理学，并强调二者的“硬核”完全不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硬核”是劳动二重性、劳动力商品、抽象劳动、资本是一种生产关系、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剥削，西方主流经济学体系中的“硬核”则是稀缺性、理性人、偏好和禀赋既定、效用、边际生产率递减、边际效用递减、交易关系。正是这些根本差异决定了二者难以进行融合、综合或“打通”。因此，学界融合或“打通”这两种理论体系的尝试虽早至民国时期，却至今没有取得成功。
其次，尽管两种经济学体系性质不同，存在许多对立和分歧，但也不乏相同、相通、相似和相补之处。例如，二者的研究的样本相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总体对象相同（资本主义财富）、对市场经济的生产过程和销售过程的认识有相通之处、对市场机制的认识存在相似之处、对制度与资源配置、制度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认识、对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过程的阐释有相补之处等等。总之，二者都是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侧重研究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财富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虽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也涉及财富生产一般；而西方经济学侧重研究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财富生产的一般形式：一般的财富生产、分配和财富增长的原因，虽然西方经济学在其发展的古典学派阶段和西方非主流经济学也研究资本主义制度。
讲座课件
再次，中特经济学建设需要合理借用西方经济学。方福前教授认为，迄今为止，经济学已经发展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正在建设中的中特经济学三种经济学体系。三者之间存在承继关联与交叉之处。其中，西方经济学与中特经济学均研究市场经济，只是制度背景不同。具体来看，中特经济学重点研究社会主义财富生产的特殊形式——中国社会主义形式，也研究财富生产的一般形式。这是由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决定的：前者之“特殊形式”包括“三特”，即特殊的国情、特殊的制度、特殊的经济问题；后者之“一般形式”则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所要求的，也符合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完整涵义。
最后，综合上述分析，并根据习近平同志的“5·19讲话”和“7·09讲话”精神，方福前教授认为建设中特经济学需要合理利用三种资源：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主要是坚持马克思的立场和哲学方法），以新时代中国经济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中国市场经济的特殊性或特点，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经济思想、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借用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市场经济一般研究的成果，进行理论创新和体系重构。对于其定位，他认为，中特经济学应当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属于“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其理论体系应当适合现代中国制度、国情和经济发展，实现对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双重超越。
图片 颜鹏飞教授对于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很难综合这一判断深表认同，并结合自己的相关研究尤其主持编写马工程西经重点教材的经历，分享了三点体会。第一，考虑到历史上中国的东学西渐对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以及随后发生的西学东渐现象，二者的关系应该置于世界文化交流的大视野中加以考察，从这个意义上讲，琼•罗宾逊夫人的“桥梁说”有一定的合理性。第二，要融通马克思主义资源、东学资源、西学资源这三大资源，其中西方经济学因具有意识形态性和实用性之两重性而不能够作为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但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曾起到过极为重要的借鉴作用。第三，利用西方经济学要注意“三个分清”：一是区分有益成分和无益成分，二是从有益成分和实用价值成分中找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可移植、借鉴、吸收的合理因素，三是全盘否定与盲目崇拜的态度均不可取。
方敏教授高度肯定了讲座主题的重要性，他指出这是经济学在教学研究乃至经济政策制定中亟待解决却仍未彻底解决的问题，并讨论了其中的个别观点。方敏教授认为不同理论体系的底层逻辑有别，从西方经济学角度理解我们发展市场经济的原因将无法回答为何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问题，只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才能解决好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不过，西方经济学的很多理论可以直接借用，如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的行为规律就是从经济主体行为角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的一个有益补充。他还提议可将“三特”扩展为“四特”，关注中国的特殊文化或文明形态，因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蕴含了高度集中统一大国的治理智慧，其研究不是简单的西方经济学话语再包装。
张琦副研究员十分认同构建中特经济学的有关主张。其一，鉴于西方经济学诞生之时的基本概念体系是始于中世纪西方学者数百年辩思的结果，中特经济学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从头开始，将其定位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分支非常恰当。其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即穷人的立场。市场经济对于财富生产是最有效率的毋庸置疑，但并不见得是最“好”的财富分配方式，因为市场化薪酬是一个实证结论，不具有道德含义。其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应被纳入中特经济学，中国近代以来经历的对传统文化的过激的自我否定实际上属于错误归因。此外，他反思了应用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强调理论经济学不可偏废，同时在历史和思想史的背景下才能更好地开展实证研究。
最后，周建波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总结。他强调，中国作为广土众民的大国，历史上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值得挖掘。我们要建成理想社会，需要广泛吸收人类创造的所有知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供稿单位：经济史学系
供稿人：孙淑彬
美编：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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