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21日，北大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170讲“解析187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和生产率表现——尝试建立一个基于理论的增长数据库”在8797威尼斯老品牌302会议室举办。此次讲座同时采取线上直播的方式，吸引了300余位学者参会。讲座由8797威尼斯老品牌经济史学系、8797威尼斯老品牌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和8797威尼斯老品牌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联合举办。讲座邀请到8797威尼斯老品牌国家发展研究院伍晓鹰教授担任主讲人，8797威尼斯老品牌经济史学系主任周建波教授担任主持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龙登高教授、8797威尼斯老品牌管汉晖长聘副教授担任与谈人。
伍晓鹰教授演讲中
在讲座伊始，伍晓鹰教授和大家分享了自己进行本项研究的初衷。他认为始自洋务运动的中国工业化过程，深刻地影响了近150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解析的过程。问题是如何研究？经济史学的研究非常重要，微观经济学视角的研究也非常重要，但是这些研究主要还是提出问题。因为中国地域辽阔、人口庞大、经济结构复杂，并不能以个案简单地一言以概之。我们的问题是如此庞大复杂的经济活动如何影响了宏观经济表现，影响了其增长和变化？他指出，理解这个增长过程虽然不能一昧地套用西方标准市场经济的模型，但是需要一个基于增长理论的宏观经济学视角，一个可以系统地刻画经济转型过程中要素、行业和制度演变的分析框架。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还需要一个与理论、方法和测算要求相契合的数据库。他的这项研究就是服务于这个研究目的的一个数据工程，是一个原创性的、庞大的定量工作。
伍晓鹰教授使用的基本分析框架来自哈佛大学乔根森教授的一个扩展的、可以整合行业经济活动的新古曲增长核算模型。以此为基础，他将主要经济活动的传统和现代部分做了进一步分解，承认行业间以及传统和现代部门间在工业化过程中要素成本及其变动的相异性(非完整市场)，同时纠正了对发展中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的纯粹技术解读，强调了其制度含义。他的初步结果与他的理论预期相吻合。
伍晓鹰教授的问题以对中国、日本、美国这三个国家近百年的工业化路径的比较开始。在以人均GDP水平控制了发展阶段后，他得到了以下观察：第一，日本和美国的年平均复合增长率几乎一样，为4.4%，而中国高达7.6%，相当于前者的1.7倍；第二，如果大的冲击意味着整个市场条件的变化，那么美国和日本看来对这样的变化远比中国要敏感；第三，比起美日，中国的长期增长表现则更呈现路径依赖 (more path-dependent and more shock-resilient)，在冲击结束后中国的增长立即回到原有的路径上来了。伍晓鹰教授表示，如果说美日的经验有普遍意义，那么中国工业化的高速度就是特例。但是更高的增长速度至少表面上说明中国现代工业投资的回报更高，因此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资，从而推动了高速增长。若如此，他认为应该考虑几种假说：（一）公共资源补贴了要素成本，通过减税或其他途径，特别是当工业化主要是以官办、官商合办或其他政府可能影响的方式进行时；（二）因市场缺陷或扭曲造成的不平等交换(非充分竞争交换)，导致对农业和传统部门的“剥削”；（三）制度安排有利某些/被选择的工业集团，如提供低交易成本、容忍“负外部性”；（四）相比处在不同技术发展阶段的美日经济，中国可能得到更有利增长的成熟技术、更好的资源或市场条件。伍晓鹰教授认为从上述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速度更快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他还从中国重工业化的“用机器生产机器”的特点，以及政府和工业集团之间、及工业集团之间的关系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随后，伍晓鹰教授特别强调了在长期增长研究中全要素生产率分析的重要性。他指出，成功的工业化过程必然要伴随着一个持续的制度改进过程。个别企业家提高效率的努力是否可以导致整体经济效率的改善，取决于现有制度安排是否可以及时调整，以减少资源流动障碍，特别是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既有助于奖赏创新、鼓励学习，同时也接受创新所引起的对传统的否定。效率改善问题就是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或TFP)增长问题，其核心问题是产出增长必须快于投入的增长，在投入可以被充分估计的情况下（这是理论对测算的严格要求），TFP增长表现为产出对任何引起效率改善的创新行为的一种奖励。同理，TFP下降就是因制度环境恶化导致的交易成本提高对经济的惩罚。对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发展中经济体来说，TFP问题主要是一个制度问题，因此，TEP是理解长期增长制度原因的不可或缺的分析工具。
在分析了西方理论模型的利弊后，伍晓鹰教授在以下的总结中提出了“理论-方法-测算-数据”一致性的原则。他认为，理论上可以接受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以宏观经济学的视角，特别是总量控制下的基本产出和投入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观察长期增长问题。但是在方法上应该尽量接近实际经济发展过程。因此，他建议采用哈佛大学乔根森教授的APPF模型，通过Domar加总，该模型可以在新古典的框架内整合行业的经济活动。这样的做法放松了APF方法的一些过强的假定，承认了行业具有不同的生产函数、面对不同的要素成本，而且不同要素类型有着不同的生产率。这就对测算和数据提出了与通常经济史研究不同的新的要求，它不仅要求严格遵循名义价值分量(sector or industry accounts)和总量(national accounts)的关系，而且要求解决了要素异质性（生产率不同）后必须仍然保持分量和总量在名义价值量上的关系，以满足长期增长观察所需要的经济学逻辑(成本逻辑)。最后，在数据上，这就需要一个基本上与以上理论-方法-测算所一致的数据库，不仅有行业/部门账户(含基本要素)，还有现代和传统部门分解。
伍晓鹰教授的数据构建工作是从劳动就业（L）开始的。他认为这是自然的，也是演化逻辑的起点，更是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这样做还可以溯源至其人口，即劳动力的供给方。相对所有历史经济数据来说，因为对税收、军事、宗教等方面的需要，人口是最容易得到的数据。他还指出，在整个宏观计量分析框架中，人口也是劳动就业数据背后一个潜在的“控制总量”。分行业、分部门劳动就业的自然数量以及劳动时间序列数据，是在现有的、不完整的时间序列、时点数据的基础上，依据(估计或整理过的)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和失业率指标，辅以必要的假定，使用统计方法系统地构建的。
在估计了就业数据后，逻辑上应该是估计劳动生产率水平（Y/L），再以此为基础推算总产出。历史数据中并没有准确的符合宏观经济概念的劳动生产率数据，也就是说历史数据中没有准确的GDP数据。在这种情况下，主要产品数据，作为物量指标，往往成为主要的参考或替代变量。这种方法的关键问题在于是否，以及如何与(潜在的)国民经济账户契合。伍晓鹰教授与麦迪森教授一起创立的“麦迪森-伍物量指数法”第一次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近似系统的投入-产出框架的解决方案，不但建立了战后分行业/部门的时间序列，也为估计战前的数据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准点（1949/52的均值）。战前的另外几个基准点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包括巫宝三对1933年国民所得账户进行的工作（1947）、伍晓鹰对1915年劳动数据和产出数据进行的工作（2014），以及其他研究者较早的有关劳动生产率的工作。一些相关但并不完整的时间序列工作，如主要工业品产量、铁路建设里程、贸易额等等，为基准点之间的“内插”工作提供了波动与趋势的关系。
产出数据的初步完成成为构建资本数据的重要基础，但是后者是长期增长分析中最大的数据挑战。伍晓鹰教授介绍了使其150年资本存量时间序列工作得以初步完成的四个重要的基础工作：一是他本人对战后至今行业资本存量的估计（2015），二是他本人对1950-51第一次资产普查数据的整理和研究（2015），三是巫宝三对1933年国民所得的使用估计（1947），四是他的研究生李燕南对1870-1936年现代工业部门分行业投资的研究（2017）。此外，他还解释了为什么资本-产出比（K/Y）是构建这个时间序列必须参考的重要宏观经济指标。他以数据说明为什么以往的研究者都过高地估计了中国1930年代的K/Y水平，与实际劳动生产率水平大相径庭。
在伍晓鹰教授的150年的增长核算结果中，他主要解读了他认为最具挑战性，最应该深入审视的战前和战时两段时间的结果。伍晓鹰教授以丰富的图表向我们展示了他对这两个时期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表现的行业/部门贡献分解以及要素贡献分解。他的开创性计量工作使我们第一次获得了以宏观经济增长模型方法估计的中国经济在战前和战时的GDP增长率。战前1870-1937年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3%，其中增长最快的1911-1937年达到近2.5%，大致与发展较早的经济体可比，如1870-1913年西欧的2.1%、日本的2.4%。战时的表现相反，以年平均0.6%的速度收缩。我们还看到，战前增长中资本贡献高达92%，劳动为42%，但TFP却使产出年平均损失34%。战时支撑中国经济的主要初级投入更是资本。这样，劳动投入的绝对减少，加上比战前更严重的TFP负增长，导致了整个经济的萎缩。但应该注意的是，战时的现代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成为支撑中国经济的最主要的部门。
伍晓鹰教授的发现中突出了战前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时期。从就业增长看，战前最快的时期是1926-1937年南京政府实施孙中山“建国大纲”的十年经济建设时期，达到年平均2.1%，其次是1911-1926的北京政府时期，达到年平均1%。但是从资本深化速度看，这两个时期并没有出现高速的资本深化，分别只有0.4和0.6，远低于战时的0.91，更低于清末甲午战争后1894-1911年的2.1。说明政府对市场竞争性资源配置的干预较以前弱化而不是强化了，特别是北京政府时期。我们还看到，整个战前的民国时期却是TFP增长的最重要时期，特别是以民营经济为主的北京政府时期，增长高达年平均0.72%，而十年建设时期为0.21%。这启发我们应该进一步研究这个时期的制度改进，特别是对长期受到压抑的市场的释放，包括对外开放的增长和制度效果。
讲座结束后，各位与谈人分享了自己的观点。管汉晖长聘副教授首先称赞了伍晓鹰教授在数据测算方面的极大贡献，并提出了一些仍待讨论的问题，如人口的数据具体怎么被转化成劳动力数据，如何明确就业结构与人口结构，以及对部分特殊年份（数据有缺失）的处理。龙登高教授肯定了伍晓鹰教授强调的以市场的“自然演化规律”视角看待经济发展，以及重建数据的工作。他利用伍教授的GDP长期曲线说明为什么作为弱政府的“北京政府”促进了市场经济发展，以及为什么战争对中国经济的自然演变过程造成了阻碍和逆转。他赞成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研究应尽可能拉长研究年限，并提出长时期的结论与短时期的结论或许会有不同。
最后，周建波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总结，他首先感谢了伍晓鹰教授为此次讲座的付出，希望同学们学习这样专注、追求真理的精神。他还联系了老子与熊彼特的观点谈及了讲座内容对认识市场经济的启发：不能因为市场带来了增长的好处，就支持市场；而在市场因危机而调整时，就干预市场。
供稿单位：经济史学系
供稿人：金雪晴
美编：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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