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前沿问题研究》立足于经济学科特点，将思政教育视为首要教学目标，创新性地将思政教育寓于前沿问题探讨、经典文献研读、知名学者点拨与授课教师引导等课堂内容之中。课程关注中国经济前沿重大问题，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中的前沿与重大经济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旨在提升学生的思辨能力和立场意识；课程通过教师专门指导、专题前沿问题研讨、知名学者讲座等形式，确立正确的思政方向，培养学生的忧患意识。同时，以问题意识为出发点促进学生的思政意识建设，推动实现课程思政建设与学生独立学习研究能力提升的双重目标。
本课程以小班教学、专题研讨的方式带领学生研读经济学前沿经典文献，特别关注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理论现实问题相关的重要研究。课程以专题形式组成，每一专题聚焦一类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而前沿的理论现实问题，并由一位或多位知名学者的多篇具有重要影响的经典文献组成，邀请该领域的知名专家、顶尖学者走进课堂，与同学们进行分享和交流经典问题和文献的背景、历史、现实和未来重要发展趋势等核心问题，从而深度挖掘经典问题和文献背后的思想性和政治性内涵，促进学生思政能力实现高水平提升。
课程主持教师为8797威尼斯老品牌董志勇教授，他的教学团队荣获“北京高校优秀本科育人团队”称号，他主持的《经济学专业思政建设的路径和实践》获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董志勇教授现任8797威尼斯老品牌党委常委、副校长，兼任8797威尼斯老品牌院长、《经济科学》主编、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系第九届“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专题八
中国人口红利问题研究
时间：2022年10月25日
地点：理教304
特邀嘉宾：蔡昉教授
蔡昉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50人论坛及其学术委员会成员，《劳动经济研究》杂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等杂志编委。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人口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等。著有《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意义》等。获第二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第一届中国软科学奖、第十四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图书奖等。
本专题聚焦中国人口红利问题研究，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教授进行线上分享与交流。蔡昉教授是我国较早关注人口红利问题并长期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线上交流期间，他为同学们厘清了相关人口理论和概念，从供求两侧分析了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最后对研究选题思路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蔡昉教授作线上分享交流
蔡昉教授指出经济学要经世济用，研究选题要从现实问题出发，而人口红利问题便是一个现实导向的问题。首先，他详细解释了与人口红利相关的理论或概念，指出最早探讨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是马尔萨斯的“贫困陷阱理论”，以该理论为基础，凯恩斯进一步提出发达国家“长期停滞理论”，而与本专题密切相关的便是强调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的“人口红利理论”，最近热议的观点是人口老龄化或大回转将导致通货紧缩向通过膨胀转变。同时，蔡昉教授指出，应在动态框架下理解人口红利，如果按照人口转型阶段将国家划分为前人口红利国家以及早期、晚期和后人口红利国家，则可以发现一国制造业比重、生产率增长速度以及经济增长速度与人口红利阶段呈倒U型关系。
随后，蔡昉教授提出应从供给侧或生产函数以及需求侧或国民经济恒等式来分析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供给侧，人口红利不仅提供了大量低廉劳动力，而且还通过改善劳动力资源配置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劳动力的无限供给避免了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维持了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同时，由于代际人力资本水平递增，快速涌入的新增劳动力还能提高平均人力资本水平。在需求侧，大量劳动力在充分就业中实现收入增长和消费扩大，社会资本积累以及投资增加，同时，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也提高了出口需求，整体上人口红利也通过需求侧带动经济增长。他还指出从需求侧分析人口红利增长效应的研究较少，同学们可从中国人口规模和市场规模巨大、大国效应这一视角拓展研究。
蔡昉教授依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指出中国人口的新趋势，其中有两个转折点需要关注。第一个转折点是劳动年龄人口峰值将带来供给侧的负向冲击，劳动力出现短缺，资本边际报酬出现递减，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速度放缓，优化要素配置而提高生产率的效应减弱。第二个转折点是总人口达到峰值，将产生需求侧的冲击。根据新的预测，在2022年或2023年左右，中国人口总量将达峰值，随后进入负增长，同时印度人口会超过中国，且将来的差距会非常显著。我国总人口将不再世界第一且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而从2023年到2035年，大概每年以千分之一点五的速度减少，20-45岁人口每年以四五百万规模减少，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深。由此可能出现现收现付悖论，即每一代老年人由当代年轻人缴纳的社保获得每月消费资金来源，但年轻人预期到人口将越来越少，只能再自行多储蓄，从而整体储蓄率高而消费倾向降低。最后，他分享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建议要从现实需要找研究问题，要善于把政策问题转化成学术问题，既能加深对现实的理解，也能对政策有引导作用。
文献梳理
其后，董志勇教授邀请了8797威尼斯老品牌人口研究所所长陈功教授和同学们线下就人口红利相关研究展开讨论交流。
首先，同学们从人口生育政策的动态调整初步了解了我国人口的变动趋势，从相关研究的发表量趋势简要掌握了人口红利研究的动态演进。陈功教授指出目前第一次人口红利的相关问题已经达成共识，当前研究主要围绕如何开启第二次人口红利。随后，同学们就第一次人口红利的产生、兑现、消失和应对人口红利的消失依次展开讨论。人口红利指的是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高、总抚养比低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这种年龄结构是在人口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我国在改革开放后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票证制度、改革户籍制度等改革和深化对外开放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实现了充分就业，从而将人口红利转化为经济增长比较优势。但是2004年以普通劳动力供给短缺、工资上涨为标志的刘易斯拐点到来，2010年总抚养比达到最低点，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也达到峰值，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也趋于消失。对此，陈功教授提出了改善人口年龄结构、畅通红利兑现途径、延迟退休、需求侧因素以及寻找新的增长源泉等建议。
董志勇教授和同学们交流讨论
最后，董志勇教授请陈功教授就人口经济学研究做简单分享。陈功教授提示同学们在利用统计汇总数据时，要先进行数据质量评估，比如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反推往年人口数据可能受疫情因素影响而与往年数据不一致。他还强调了人口经济学研究中的中国特殊性，比如要研究人口红利必然要了解中国的人口流动与城市化，而我国对流动人口的定义因时因地而异，比如1990年前将居住满一年定义为常住人口，后变更为满半年，在某些地区将居住满三月的也定义为常住人口，我国人口流动模式由于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影响大多是“离乡不离土”；依据人口规模来定义城市概念也与国外有较大差异。其后，陈功教授还介绍了第一次人口红利和人口老龄化等内容，引导同学们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人口现实动态和理解人口经济学研究相关概念和话题。
陈功教授和同学们交流讨论
本专题相关文献资料
课堂主要讨论文献：
[1] 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经济研究,2010,45(04):4-13.
[2] 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2004(02):2-9.
[3] 王德文,蔡昉,张学辉.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J].人口研究,2004(05):2-11.
参考文献：
[1] 蔡昉.中国如何通过经济改革兑现人口红利[J].经济学动态,2018(06):4-14.
[2] 蔡昉.农业劳动力转移潜力耗尽了吗?[J].中国农村经济,2018(09):2-13.
[3] 蔡昉,王美艳.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其相关事实的重新考察——一个反设事实法的应用[J].中国农村经济,2007(10):4-12.
[4] 陆旸,蔡昉.人口结构变化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中国和日本的比较[J].世界经济,2014,37(01):3-29.
[5] 蔡昉,都阳.工资增长、工资趋同与刘易斯转折点[J].经济学动态,2011(09):9-16.
[6] 蔡昉.如何开启第二次人口红利？[J].国际经济评论,2020(02):9-24+4.
[7] 蔡昉.中国老龄化挑战的供给侧和需求侧视角[J].经济学动态,2021(01):27-34.
备注：如其他高校教师需要本课程PPT等材料，请与董志勇教授的教学团队联系。
供稿：经济学系
美编：初夏
责编：量子、禾雨、予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