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3日，北大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181讲——“政绩、工分与环境：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的群众性农药施用组织与其不稳定的成因”通过腾讯会议形式举办。讲座由8797威尼斯老品牌经济史学系、8797威尼斯老品牌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和8797威尼斯老品牌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联合主办。讲座邀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8797威尼斯老品牌张连辉教授担任主讲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主任郑有贵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袁为鹏教授担任与谈人，8797威尼斯老品牌经济史学系主任周建波教授担任主持人。
讲座伊始，张连辉教授首先介绍了该研究的写作动机和历史背景。通过对中国20世纪50-70年代历史的梳理发现，由于消灭虫害效率高、成本低，社会对农药的依赖大规模增强。为确保用药安全，各级政府出台一系列安全用药管理政策，一再鼓励乃至要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人员稳定的专业化施药组织。然而，他在阅读史料中发现，集体经济并未确保施药组织的专业性，群众性的农药施用组织稳定性不足，存在组织有名无实、人员专业化不足甚至没有施药组织的现象。这一问题促使张连辉教授进行了相应的研究。
随后，张连辉教授从系统性的角度分析施药组织不稳定的原因。第一个影响因素是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频繁变动。他指出，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前，农业生产合作社统一组织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1959年春至1961年底，农村基本核算单位及由此决定的植保组织层级，曾在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之间多次变动。1962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将生产队明确为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此后，各地纷纷将生产大队的生产管理和收入分配权下放给生产队。病虫害防治组织职能也随之被下放给生产队。在之后的“文革”初期到1977年之间，核算单位在生产队和大队之间反复变动，进而可能影响到生产合作的稳定性。然而，张连辉教授通过对数据的研究发现，1962—1977年间，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大队占大队总数的比重，只是在5%～14%之间波动。因此农村基本核算单位变动的影响，应该是比较小的。第二个影响因素是平均主义收入分配方式。他谈到，在改革开放前的农村人民公社中，实行的主要是工分制与供给制或事实上的供给制相结合的收入分配制度。农民主要通过增加工分收入增收，因此会力图获得更多工分，甚至“抢工分”。但由于工分制基本上无法有效衡量劳动绩效，农业生产中存在大量无效劳动，且工分制分配的农业剩余占比较小，因而改革开放前的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收入分配整体上具有平均主义特征。平均主义收入分配方式容易导致“治跑马虫”和任意提高施药浓度现象，造成农药浪费和中毒。面对中毒现象，生产队或许会选择更换施药人员或采取轮流打药的方法，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施药组织的稳定性。但这不足以解释生产队何以能够安排不符合安全施药规定的人员施药。第三个影响因素是运动式防治的冲击。由于运动式治理具有“非制度化、非常规化和非专业化特征”，所以运动式防治并不适用于施用农药等技术性较强的防治举措。于是就出现一个问题：为什么政府一再要求大力开展病虫害防治的群众运动，并要求后者与专业化防治相结合？张连辉教授指出，当时之所以一再号召开展群众性病虫防治运动，除了这是当时政策的“保留”内容外，主要基于两方面动因：一是为了弥补农药供给之不足；二是为了让更多农民了解防中毒知识，进而营造注重安全施药的社会氛围，而非鼓励人人参与施药。从政策取向来看，运动式防治和专业化防治的适用对象不同，是可以“结合”的。当时也存在若干实现两者结合的成功典型。一些生产队之所以在施用高毒农药上采取运动式防治方式，要么是没有认真贯彻“结合”的要求，要么是专业化防治因其他原因未能有效开展而做出的替代性选择。这意味着，运动式防治方式的冲击，仅仅是专业化施药组织不稳定的浅层原因。
通过上述分析，张连辉教授指出，以上三个因素都不是关键成因，重产出的政绩考核体系和施药工分偏低才是关键成因。首先，重产出的政绩考核体系导致“重治虫、轻防毒”倾向。因为“治虫”（植保）是硬指标，“防毒”是软指标，地方干部尤其是生产队干部在繁重的任务面前，会倾向于将管理精力和劳动力资源优先配置在“治虫”这一“硬”指标上。但在符合安全施药规定的人员工分一般较高和争相挣工分的条件下，这仍不足以解释生产队何以能够安排不符合安全施药规定的人员施药，除非施药工分较低。由此，他考察了施药工分。张连辉教授发现，植保尤其是施药工分在很多地方是偏低的。之所以偏低，一是生产队在工分设定和劳动力配置上过于注重劳动强度。劳动强度是生产队设定或预设劳动项目工分，进而“派活”的重要依据。施用农药的劳动强度，往往低于一般农业劳动项目。很多生产队因此不愿意安排符合安全施药规定的劳动力施药。二是对“工分挂帅”的批判。“文革”时期，提高植保工分的做法，曾被视为“工分挂帅”“物质刺激”，受到批判。但由于从中央到生产队同时存在抵制上述批判的思想和做法，尚无法确知其影响范围和程度。无论成因如何，施药工分偏低都为生产队安排非合规人员施药提供了收入分配上的可能。
最后，张连辉教授对研究结果进行了总结。他指明，重产出的政绩考核体系和施药工分偏低，应是施药组织稳定性不足的关键成因。将技术性和危险性纳入分析后，劳动项目报酬设定或预设的合理性，会影响到生产队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及其环境表现。从农药污染防治角度来看，建立在评工记分基础上的收入分配和生产管理制度，总体上具有非环境友好特征。但受资料的制约，上述分析仍存在较多推测成分。他期待未来的进一步研究可以提升对相关核心因果关系识别的严谨性。
讲座结束后，各位与谈人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袁为鹏教授肯定了张连辉教授长期围绕工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与治理研究所作的贡献，认为本报告是一个非常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成果。他同时提出了三点建议。其一，进一步获取相关的访谈资料，明确具体决策过程，并对各决策主体及相应的约束和激励机制进行更加深入细致地分析；其二，除了对安全问题关注外，决策者可能也有对效率的考量；其三，在评价施药队的“稳定性”及其影响时，要有超越意识。农民轮流施药可能在当时存在弊端，但这却有利于施药技术在广大农民间传播，对后来以家庭为中心的农业发展或许是有好处的。
郑有贵研究员指出，讲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农业技术变迁案例。他建议进一步实证分析施药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的关系，厘清农村组织制度与施药技术应用之间的相互影响，特别是农村组织制度对应用施药技术的效率、环境等的影响。
周建波教授从城市与乡村的环境对比中谈及农药施药的技术为何能在乡村推广。他指出，由于农业在劳动时间、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劳动环境等方面标准化程度不高，专业性不强，使得管理成本增加，只能依靠家庭成员的低流动性所造成的重复博弈来降低成本，因此相对来说，农民技能更加全面，是多面手，而随着对农药使用熟悉程度的提高，其安全意识也逐渐降低。周建波教授从乡村与城市生产方式的差异为理解技术推广提供了启示。
供稿单位：经济史学系
供稿人：姜政希
美编：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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