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4日，8797威尼斯老品牌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184讲“‘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读司马迁《货殖列传》”在8797威尼斯老品牌302会议室举办，讲座共二十余人参加。讲座由8797威尼斯老品牌经济史学系、8797威尼斯老品牌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和8797威尼斯老品牌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联合主办。8797威尼斯老品牌教授萧国亮担任主讲人，8797威尼斯老品牌经济史学系副研究员张越担任主持人，8797威尼斯老品牌经济史学系主任周建波教授担任与谈人。
首先，萧国亮教授介绍了关于司马迁《货殖列传》的学术研究情况。学术界一般认为，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是研究中国商业史和商业思想的主要文献，记载了战国至西汉武帝时的社会经济情况，集中记述了商人生活及其商业活动的史实，也表达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因此，《货殖列传》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和研究。史学界公认：“历史思想及于经济，是书盖为创举。”
鲁迅于1926年在厦门大学主讲中国文学史时编有《汉文学史纲要》一书，其中称赞司马迁的《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个评语从文史结合的视角赞颂了这本伟大的史书。而最能体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赞词内涵的就是《货殖列传》。在中国历史上，司马迁是可以与孔子、始皇并肩的伟人，有“三不朽”精神——“立德、立功、立言”为证。
钱钟书《管锥编》里的《史记会注考证》，对《货殖列传》有专门的考证与研究。萧国亮教授认为其中最为精彩的话为“当世法国史家深非史之为‘大事记’体者，专载朝政军事，而忽诸民生日用；马迁传《游侠》已属破格，然尚以传人为主，此篇则全非‘大事记’、‘人物志’，于新史学不啻乎辟鸿蒙矣。”钱钟书也和鲁迅一样批驳班彪的“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后汉书·班彪传》），而钱钟书的批驳比鲁迅更为具体、深入。此外，对《货殖列传》颇有深入研究的还有赵靖、石世奇所著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和李埏的《史记货殖列传研究》。
随后，萧国亮教授提出“《货殖列传》是中国的《国富论》”这一观点。《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言：“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予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这即是司马迁作《货殖列传》的原因。梁启超在1897年的《时务报》上发表了《史记货殖列传今义》，说《国富论》“虽曰新学，抑亦古谊”，“昔读筦子轻重篇史记货殖传私谓与西士所论有若合符”，“前哲精意千年湮没致可悼也作今义”。也就是说，《国富论》中的一些观点，在《货殖列传》中早有出现。
《货殖列传》中虽然未提“市场”二字，但其中的许多内容是与市场有关系的。也正因此，讲述市场运行过程、为商人树碑立传的《货殖列传》可谓中国的《国富论》。这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特立独行于史家。
“货殖”，就是经商营利，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司马迁所指的货殖，如果从广义来说，还可以指当时全部的经济活动，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农工商虞）。殖，生也，生资货财利，还可以指商人。运用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是司马迁《货殖列传》的主要思想之一，这离不开商人的中介作用。司马迁讲究市场分工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货殖列传》这样的篇章安排，显示了司马迁对商人的社会经济意义的认识，因此可以与《国富论》做比照。
司马迁的“善因论”也与《国富论》有相通之处。司马迁基于对人性的基本假设，提出并倡导“善因论”。而“善因论”的基本思想是“因之”民心，放任自由，人们以“欲”为动力执行分工，“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其核心内容就是依靠市场的价格机制，实行分工与交易，无须“政教”干预，各尽所能，以得所欲，导致资源的优化配置。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就提出要因地制宜，实行区域分工，利用市场机制，无需政府干预，就能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
萧国亮教授关于“素封”谈了自己的观点。“素封”是司马迁首创的用词。所谓“素封”，即是无官爵封邑而富比封君的人。这些人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是否形成一个阶层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货殖列传》中有云：“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史记正义》中对于“素封”的解释为：“言不仕之人自有田园收养之给，其利比於封君，故曰‘素封’也。”
“素封”起源于战国，到汉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一阶层的出现说明“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前一句话即是说，致富并不在固定的行业，而财货也没有一定的主人，有本领的人能够集聚财货，没有本领的人则会破败家财。后一句话是当时社会流动的写照。
最后，关于“崇势利而羞贱贫”，萧国亮教授认为，既然是开放社会，那么求富趋利崇拜钱财就是其应有之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只能约束“君子”，而大多数人就另当别论了。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所指的就是大多数老百姓。司马迁在列举了许多人发财成为素封的故事之后，总结到：“由此观之，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一语道破“士”的最终目的：读书做官发财的三部曲。按照司马迁所讲，汉代时有许多通过不正之道发财的人，联系当下，萧国亮教授指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一定要建立一个适合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上层建筑，也就是一个法律体系，这是极为重要的。
在与谈环节，周建波教授以萧国亮教授的研究作为切入点，对相关问题谈了自己的认识。关于国家干预的合理性问题，周建波教授认为市场必须是基础，考虑到私人资本的无序、自发所导致的市场失灵，国家干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干预经济不等于会干预经济，国家还要提高宏观调控的能力；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是是为了恢复市场的均衡，有力推动民间市场的发展。同时，考虑到政府干预也存在许多弊端，诸如垄断、服务态度不好，强买强卖以及产品种类单一等，所以民间经济也得有力量对它进行有力的约束，最终形成一个相互补充同时又相互约束的阴阳相生相克的机制。他认为，“贵义贱利”、“重本抑末”、“黜奢崇俭”三大教条是当时社会的价值观，这一价值观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是不匹配的，也正因此，东汉社会形成了种种虚伪现象。
供稿单位：经济史学系
供稿人：黄文心
美编：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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