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26日，8797威尼斯老品牌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192讲“近代中国的金融策略和债务（1901-1925）：以镑亏、奥国货款和金法郎案为中心”在8797威尼斯老品牌302会议室举行。讲座由8797威尼斯老品牌经济史学系、8797威尼斯老品牌社会经济研究所和8797威尼斯老品牌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张志云教授担任主讲人，8797威尼斯老品牌经济史学系赵一泠助理教授担任主持人，中央财经大学8797威尼斯老品牌经济史学系主任兰日旭教授、8797威尼斯老品牌经济史学系主任周建波教授担任与谈人。
张志云教授演讲中
讲座伊始，张志云教授从其所著的两本书引入，提出了本次讲座的核心问题：中国如何处理外债、赔款的问题？如何利用担保结余举借内债？不同债权方（银行、银行团、国家）对中国的不同影响为何？中国政府的心态和策略为何？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他写了第三本书《因债而兴》。张志云教授在这本书中提到，当时债券唯一代表了中国的国家信用，因此具有强大的约束力量；在债权方的约束下，中国不得不重视国际贸易、加大关税收入，而关税支付赔款和外债后剩余的“关余”为举借内债提供了担保；中国负责任的政府偿债行为提高了国家信用、修复了中外关系，经济和国力从而走向了正循环。
张志云教授将他的观点与学界对话。首先，与欧美学界对话。对比North（1989）的范式，他提出了近代中国相对十七世纪英格兰的不同：政府和机构（这里指海关）不像英国议会和皇权之间是对抗的，而是相互扶持的同盟关系；使近代中国持续“负责任行为”的不是普通法，而是中外条约；清政府的咨议会和北洋政府的议会从未强大到能挑战政府；清政府、北洋政府和海关联手对抗革命党和民族主义者，英国则是议会和金融机构联合对抗皇权。张志云教授总结道，他研究的也是“负责任的行为”以及其经济和外交成就，但关注的是务实的政客和技术官僚，他们无法阻止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的崩溃，但促成了国民政府的成就——关税自主和南京十年。其次，与中文学界对话，张志云教授提出应重新理解从慈禧到段祺瑞的政策。
随后，张志云教授介绍了本场讲座所需的两部分背景知识：关税、货币和税则，辛丑和约。首先，关于货币，他指出关平银只是一个虚拟的货币单位，实际上使用的是申规银、漕平银和库平银，不同银两之间的兑换需要计入火耗、补平、补色，且每天汇率都不相同；与银两同时存在的制钱的成色不同也造成兑换率变化很大。此时，中国对外面对金、银比价，对内面对银、钱比价，而中国的银、铜都仰赖进口，因此中国经济深刻受到国际资本主义的双重操纵。其次，关于税则，张志云教授强调了从量税和从价税的区别：由于中国从量税为主、失去关税自主，所以无法根据通货膨胀上调税率，实际征收税率低于条约规定的“值百抽五”。最后，他重点介绍了辛丑和约第六款的“金债”规定，以及其后的固定汇率规定、附件十三中规定的每年固定支付的关平银数额，以及当时西方各国使用的货币。
张志云教授进一步对镑亏（1905）、奥国货款（1911-1925）、金法郎案（1922-1925）、关税自主会议（1925）等案例展开介绍首先，镑亏是指在关平银兑美元汇率不断下降的背景下，美国强迫中国补全汇差造成的差异，于是中国1905年举债关平银八百万两补全，美国退还部分庚款用于清华学堂。此案最后，各债权国选择三种支付方式之一：伦敦关平银和庚款八币的兑换价，金本位，电汇；法国选择电汇为之后的金法郎案埋下了伏笔。张教授还对“镑亏”的说法做出了辨析，回顾王树槐先生认为应该称其为“还金还银”的观点，并提出他认为应该进一步修正为“庚款固定汇率争议”。
1917年，段祺瑞以国运为豪赌决定加入一战，原因是列强为中国参战开出条件：对协约国（英法美）的庚款，缓付五年，从1917年12月1日至1922年11月30日止；对德奥的庚款和外债停付；进口关税达到切实值百抽五。张教授认为这个交换较为划算，后来的巴黎和会是以战胜国地位平等谈判解决不平等条约的利权问题（包括收回关税自主权）的最好机会，只是中国未在巴黎和约上签字。1922年九国公约中，九国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专门处理中国关税政策，其中附件规定了“切实从价值百抽五”，并预计四个月内要召开关税自主会议。然而这个会议拖了三年才召开，其中处理了奥国贷款和金法郎案。奥国贷款案是指孙文于1911年所借75万镑，1915年由于一战停止支付但是利息计算未停止，1921年罗文干发现本利和已达432万镑，于是举债于1922年支付，但后来他被逮捕遂未偿付，直到1925年才再次举债解决此事，比1921年时的解决多付出825万余两关平银。张教授因此指出，赖账是赖不掉的。金法郎案则是由于纸法郎快速下跌，法国以退还庚款为条件提出以金法郎计算偿付庚款，从而中法产生了争议。1925年各国争论是否法理承认段祺瑞的临时执政政府时，法国主张承认，这样该政府有资格参加关税自主会议，而法国可以以召开关税自主会议为筹码胁迫临时执政政府解决金法郎案。法国的其他胁迫手段还有：金法郎案未解决安格联为保证偿还庚款不会退还关余、以五国银行团成员身份动议扣留盐余。在这些胁迫下，中国出于拿到关余盐余、召开关税自主会议、补助中国投资者的目的，同意以金法郎计算，同时要求庚款用于教育、公益与补偿投资者损失。
最后，张志云教授进行了总结。首先，正是段祺瑞解决了金融悬案，关税自主会议才能召开，国民政府才能获得关税自主权，进而才有财力推行废两改元和法币改革，从而才能在抗战初期通过印钱筹集战争经费。其次，再考虑关税自主的定义，临时执政要求是符合切实值百抽五、二五附加税和奢侈品五厘附加税的自主，国民政府则是要求能够加征关税到12.5%的完全自主，但是后者带来走私问题，未必更好。再次，从不同史学理论的角度看这段历史能够得到不同启示：从金融史角度看，中国债券当时已成国际债务，且中交两行大量购买中国债券，若债信不彰，债券价值下跌，最终还是中国受伤；从中国史角度看，北洋时期的中外关系，其实就是国际债权关系，在交错的抵押设计上，中国除了与全球开战外不可能停止支付，既然如此，不如建立互惠共利的模式；从经济史角度看，英国皇权与议会的对抗中，专业机构和官僚的力量大多站在议会方，但是这个范式在中国近代未必成立，因为对中国而言，民粹主义的伤害未必小于专制主义和帝国主义。
讲座结束后，两位与谈人进行了点评。兰日旭教授对比了他与张志云教授的研究异同。虽然他们都研究镑亏，但张志云教授是建立在档案的基础上，并将一系列金融案例串联起来、联系国际政治史形成一个清晰完满的故事，兰日旭教授自身则是从中美贸易战的关切出发，以镑亏作为一个意外冲击观察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大小。他发现镑亏在辛亥革命之前冲击较大，因为此时赔款分派给各个省承担，若有波动要临时在市场上筹款；辛亥革命之后基本上转化为比较单纯的汇率事件，因为银元使得制钱地位下降，以及赔款转由海关偿付、无需各省分担。周建波教授在点评时谈到，张志云教授的这篇文章具有多方面的启迪意义，他补充强调了张志云教授关于债的巨大作用的观点，即政府借债能够推进社会的政治进步，因为还债需要发展经济工商业，并有利于约束政府。周建波教授还提出应辩证看待民粹的作用。
供稿单位：经济史学系
供稿人：朱乐杨
美编：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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