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20日，北大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198讲“没有硝烟的战争——抗日战争时期的货币战”在8797威尼斯老品牌302会议室举行，并同步在腾讯会议直播，100余名听众参与了本次讲座。讲座由8797威尼斯老品牌经济史学系、8797威尼斯老品牌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和8797威尼斯老品牌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戴建兵教授担任主讲人，中央财经大学8797威尼斯老品牌经济史学系主任兰日旭教授、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张跃副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曾江助理教授担任与谈人，8797威尼斯老品牌经济史学系主任周建波教授担任主持人。
戴建兵教授演讲中
戴建兵指出，1931年-1945年的中日货币战可分为两大阶段。1931年-1937年为第一阶段，此时的货币战基本上是区域性的，日本以争夺中国的地方货币权为主，因为1935年以前的中国货币尚未统一为法币，日本还未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1945年为第二阶段，中日双方进行全方位的货币战，并且以1942年为界又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双方斗争的焦点是货币阵地和外汇问题，后期则以物资为表象进行隐形的货币战。
戴建兵从货币战各侧面的斗争和争夺形式出发，并从阵地战、外汇战、金银战、假币战、物资战五个方面展开介绍。
货币阵地战，即力争以自己发行的货币占领流通市场，驱逐对手发行的货币，从而掌握自己货币区域的经济命脉。日军在货币阵地战中的进攻战术主要有六种：一是以伪币收兑占领区原有货币，禁止原有货币的流通；二是在具体做法上逐个击破，从币值不高、地方性强或不具备外汇能力的币种入手，先行禁用，进而牵动整个区域的货币体系；三是以货币价值战的形式，配合军事、政治力量，强行贬低原有货币价值，人为提高伪币价值；四是以物资战为手段，在日军攻占的未稳定区域用伪币强行购买物资，侵入货币市场，再通过卖出物资提高伪币的价值；五是以汇票的形式，在非沦陷区制造货币“飞地”；六是通过和法币挂钩，利用法币的价值、信用和流通领域扩大伪币的流通。在敌伪通过法币大量套汇后，天津地名法币大量涌入上海兴风作浪之时，国民政府还是让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将需要兑换的华北地名券一律付以原发行地或以总行所在地重庆的即期汇票形式，保证华北地区的法币价值，巩固法币在华北的地位，这在一定时期内增加了华北法币的流通量，维系了华北民心。但由于国民政府军事上的失败，沦陷区日益扩大，国民政府在货币阵地战中一直是退却防守的一方。
外汇战，指的是1935年底中国进行法币改革，实现法币与英镑、美元挂钩后，日本趁机通过高压政策在沦陷区搜刮法币，再运至上海套取外汇，破坏法币的运行机制，扰乱中国经济，离间中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法币的外汇战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1938年3月-1939年5月，即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成立至伪华兴银行成立，日军对中国外汇的争夺集中于华北地区；第二时期是1939年5月-1941年12月，即伪华兴银行成立至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一时期则集中于华中和华南地区。为阻止日军在华北搜刮法币、套取外汇，国民政府在华北采取了三个措施：一是授意在天津的中、中、交三行尽力吸收法币，以避免银行被控制；二是停止中、中、交三行华北地区分行的外汇供给机能；三是施行外汇审核制度。英美封存中日资金后，中国逐渐停止了过去的外汇政策，中日以争夺外汇为主的货币，逐渐转入了以争夺物资为目的新范畴。
金银战，尽管世界各国先后放弃了金本位，金银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已失去了其流通手段的作用，但金银因其本身的固有价值及其国际货币的地位，仍被作为货币发行的准备，在国际支付中具有无可取代的地位。在战争期间，外汇和黄金是投机者追逐的难兄难弟，因而两者在战时货币问题上，具有几乎同等的地位。抗日战争中，日本通过直接掠夺、在沦陷区强征搜刮、建立伪金融机构及各级伪政权吸收中国硬币、以物资收买、直接派汉奸潜入内地收购金银硬币、开采沦陷区金银矿等方式来抢夺中国的金银资源。
假币战，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大量伪造中国货币，不仅在日本本土设立机构专造伪币，还在中国设立许多专造假币的工厂，扰乱非沦陷区的金融，破坏中国的战时经济。日军抛出其伪造法币的途径主要有：充作特务机关、收买散兵游勇、改编伪军的经费，组织走私机构进行特殊贸易抢购中国物资，利用日伪控制的伪银行、钱庄及其他金融机构发行伪造法币，充当日本在中国的“开发”事业的资本，利用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势力在国统区内使用。作为反抗，国民政府令军统局与美国合作，由美国提供印刷设备和纸张，在重庆中美技术合作所制造沦陷区伪银行纸币，用于抢购物资。同时，根据地为打击假币也开展了赶集宣传、配合各根据地识字运动、组织人员进行查缉、印发通知、立法公布、发动群众等一系列反假斗争。
物资战，在抗日战争中，日本大发伪币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抢购中国的战略物资，以削弱中国的抗战实力。物资战实为货币战的一个表现形式，日本以伪币抢购物资来扩大伪币货币阵地，同时以非战略物资的输出以维持伪币的价值。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套取外汇已不可能，日军逐渐在华中、华南禁用法币，并以法币为前驱，到非沦陷区抢购物资。此举以物资为手段，驱逐法币，扩大了伪币流通区域，同时法币在沦陷区货币阵地的丧失，意味着法币不能购买沦陷区内的物资，并且法币的回流还会引起非沦陷区的通货膨胀，导致物价上涨，法币币值下跌，对中国战时经济造成了一定破坏。
最后，戴建兵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货币战领域，就相关的具体数字还可以继续进行研究。研究战争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它为经济学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视角和辩证性思维，从经济层面去认识，也许会得到和从政治、人文情怀角度出发不同的结论。着眼于经济史学这一学科，即使是看似在史学上已有定论的话题，也可以再从其他视角进行深入讨论，年轻学者要善于从历史中总结规律。
讲座结束后，与谈人进行了点评。兰日旭教授表示戴建兵教授的研究十分具有启发性，从经济学角度看，日本展开的货币战对其而言是一个帕累托最优的决策，是日方“以战养战”策略的一个实践。对中国而言，在货币战中，要维系的不仅仅是本国货币币值的稳定、流通领域的地位，更要维系的是民心，保障好百姓的切实利益。此外，或许还可以从货币主权的角度出发去看中日之间的货币战，非沦陷区通货膨胀的真正原因可能也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张跃副研究员肯定了戴建兵教授对中日货币战研究的功力，并认为货币战中的外汇战核心是如何将法币驱逐出流通领域并让法币贬值。他深刻体会到对货币战本质的深化研究具有极强的金融理论性，尤其是外汇理论和货币金融理论方面。同时，张跃副研究员认为在全面抗日前中期（1937-1942年）的货币战中，非沦陷区通货膨胀的真正原因还需要进一步探讨，这一工作不仅要求要加强新资料、新数据的发掘、解读与分析，还需要结合量化实证分析，定性分析与量化实证相结合，将这一问题研究推向深入，或许有可能产生新的理论。
曾江助理教授高度认同戴建兵教授提出的“货币对外和对内的价值是分裂的”观点，这在当代金融尤其是国际资本流动领域的实践中不断被验证，关于货币的本质，在主流经济学之外还有很多层面，值得我们继续思考。此外，她谈到中国共产党在货币战中的表现，或许可以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找到其渊源，比如《管子》就曾谈到了货币与物资的关系。
周建波教授进行总结发言。他以中国共产党进行经济建设的实践为例，表达了意识形态、人类文化文明对经济组织及运行的重要影响，并再次感谢戴建兵教授在百忙之中为师生们带来的极具深度、内容颇丰的讲座。
供稿单位：经济史学系
供稿人：彭思琪、谢文瀚
美编：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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