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97威尼斯老品牌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副教授
[除非有劳动生产率的支撑，否则年内美国只会象征性加息。而已经处于历史上第三个强势通道中的美元指数，是否会在一年前破百之后的小幅回落后走出凌厉走势，更多取决于大选后的新政府决心和态度，历史经验表明，民主党政府倾向于捍卫美元的国际货币利益]
截止到2016年4月，已经持续复苏达82个月之久（自2009年6月步入复苏通道）的美国经济，正在不温不火地刷新着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增长时间排行榜。
排名在此次增长之前的分别是长达120个月的上世纪90年代“新经济”增长；长达106个月的上世纪60年代“黄金时代”增长和长达92个月的上世纪80年代“供给革命”增长。由目前美联储对待加息的谨慎态度可以预见，本次复苏在短期内尚没有过热的迹象，并极有可能因此成长为战后美国历史上排名第三的长期增长。
这是一个自2010年就被美国主流媒体描述成“新常态”的缓慢温和增长，最低的年度GDP增长曾只有2013年的1.5%，最高也不过2010年的2.5%，而且分别于2011年和2014年出现过单季度的负增长并引发各种二次探底的猜测。然而，自2014年9月开始，此次周期似乎有了更令人信服的佐证，那就是失业率终于从危机时最高的10%（2000年10月）下降到6%的自然失业率，而且继续下降，到2016年1月和2月，竟然只有4.9%。
失业，或者说就业状况，决定了美国普通民众的收入水平和持续性，而收入进而决定消费，最终消费稳定占到美国2001年以来GDP的67%~68%，从贡献率上讲，提供了平均80%(2001年以来)的增长动力。因此，失业率的下降显然是美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和核心，“新常态”的温和也主要指GDP增长相对于这个根本和核心来说的乏力。
GDP增长的乏力可以换一种表达，那就是经济不过热，即通货膨胀不高企。菲利普斯曲线正是刻画失业和通胀之间关系的有力工具。不管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附加适应性预期还是理性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关注的重点，从来都是失业下降所带来的通胀。
然而，此次美国经济增长中的菲利普斯曲线却完全不一样：按美联储主席耶伦在4月7日研讨会上的表示“2%确实是美联储目标，但并非是上限，FOMC（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并未着眼于推动通胀率突破美联储目标2%”来看，此次增长中的年度CPI只有2011年和2012年超过了2%，其他时候都明显低于这个水平；目前的月度CPI已连续21个月低于2%，2015年全年基本在0附近徘徊并经常跳转为负。也就是说，CPI相比于GDP数据，似乎还更能反映出萨默斯（美国前财长）口中的长期增长停滞(secularstagnation)的当前状态。
简单的回顾表明，美国的菲利普斯曲线曾在上世纪50~60年代展现出基本符合最初提出时的英国经验规律形态，即两个指标反向相关，然后曲线如相应理论所揭示的那样开始因为附加适应性预期或理性预期而跳跃，曲线的变动不但已解释了上世纪70年代滞胀和90年代新经济等同升同降的“反常”状况，更在危机发生前的1998到2008年走出了非常明显的规律形态。但2009年之后的曲线俨然成了一条低空贴近横轴的平行线，这是与以往任何时期都不相同的表现。
这里，我们姑且把它叫做菲利普斯曲线的新常态。新常态下的美国经济和新常态的菲利普斯曲线，实质上是针对同一事物的两种描述，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为什么菲利普斯曲线出现了新常态？失业率在节节下降的同时，CPI为什么几乎不动？问题主要出在美国的失业统计上。
美国劳工统计局对外公布的官方失业率，指的是在统计时点以前的4周里，16周岁以上、不属于任何社会公共机构（监狱、养老院等），有劳动自由和能力的总劳动者中一直在积极地寻找工作的劳动人口中没有找到工作的那部分人的比例。这是一个相当狭义的概念。它忽略掉了一个能有效描述就业市场失业状况的指标应该涵盖的其他信息：（1）仅仅因为放弃寻找工作而没有计入劳动者范畴，但如果有机会仍希望工作的与劳动就业市场边际相连的劳动者。他们的存在决定着劳动参与率（劳动人口和总劳动者之间的比例）的高低。这部分人中，最灰心丧气、失去信心的劳动者，又叫完全丧失信心的劳工。加入这部分劳动者算失业率时，分母也应该增加；（2）在统计时，把兼职和零工也算在有工作之列，但其实兼职的人群里有很大一部分是有做全职的愿望，只是因为经济形势和企业的原因而被迫接受做兼职的劳动者，这部分人处于实质上的半失业状态。加入这部分劳动者算失业率时，分母不必增加。
事实上，在1994年的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的劳工统计局已经增加了相应披露，考虑到丧失信心的劳工和其他与劳动就业市场边际相连的劳动者指标被分别叫作U4、U5，而不仅考虑到以上，还考虑到被迫兼职者的指标叫作U6，相应地，有历史连续性的官方失业率则被称作U3。和U3相比，U6的范围最广，包括了以上的所有信息，也因此最为可信、最能反映失业的严重性。
如果从U6来看，现在美国的失业率从2009年10~12月的最高点17.1%下降到了2016年2月的9.7%，虽然也在下降，但相比U3就没有那么猛烈，绝对量依然接近10%。因为分母不同，U6和U3并不具可比性，中间隔着一个劳动参与率，但无论如何，美国的劳动参与率正在逐年走低的事实，说明U3对劳动市场真实状况的代表性也的确在降低。
当然，即使用U6做横轴，菲利普斯曲线的形状也还是没有大的变化。但进一步地，U6背后隐藏的信息却大体可以解释曲线的新常态存在。
U6如此居高不下，说明有大量的又想工作，又因劳动市场的摩擦和结构性屏障而不得不闲置的劳动力的存在，不能否认这对于现有就业者来说，绝对是一个工资抑制因素，从平均小时工资仅仅从2009年10月就业形势最为严峻的22.31美元上涨到2016年2月的25.36美元，就可见一斑。
另外，如果在U6基础上，人们又产生了通缩预期，则曲线新常态也就彻底得到了解释。这种状况历史上曾出现过，上世纪90年代时人们对网络产业寄予厚望，希望价格能在网络效应下不断降低。分行业的数据表明，只有服务部类中的金融服务和教育与医疗两个行业的失业率明显低于失业的平均水平，而这两个行业里，目前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技术变革；制造业略低于平均水平，其他所有行业都高于平均水平，尤其是采矿业和建筑业，这样的状况似乎确实在给由劳动市场上产生出通缩预期，提供土壤。
总之，看似好转的4.9%的美国失业率，实则掩盖了许多信息，综合考虑U6及其相关含义，就不难理解美联储的顾虑，除非有劳动生产率的支撑，否则年内美国只会象征性加息。而已经处于历史上第三个强势通道中的美元指数，是否会在一年前破百之后的小幅回落后走出凌厉走势，更多取决于大选后的新政府决心和态度，历史经验表明，民主党政府倾向于捍卫美元的国际货币利益。
（原载《第一财经日报》2016年05月0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