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英国之后，法国、德国、意大利均宣布计划成为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称“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澳大利亚和韩国也表示将尽快决定是否加入。G7中4个欧洲国家无视美国反对，决定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加拿大也表示正在积极考虑，这一举动所掀起的舆论热点大多指向中美竞争全球经济规则制定的主导权。这一观点似乎高估了亚投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角色。
毋庸置疑，在亚行之外设立亚投行，确是崛起中的新兴经济体努力改善自身国际地位的一个举措。事实上，人们关注的与其说是中国主导亚投行的用意，还不如说是发达国家无视美国反对、申请加入亚投行。欧洲大国申请加入亚投行究竟是对中国的“迁就”还是对中国的制衡，抑或只是全球格局调整中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步棋?这个答案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看到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调整越来越复杂，多极化趋势正日益清晰。
这种复杂性来自于当前世界经济的调整，以及转型所加剧的世界经济超级大国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综合实力的相对变化。
2014年世界经济增长出现见底企稳的迹象，2010~2012年间世界经济增长连续大幅下滑和多次探底的反复趋势消失了。发达经济体以美国为龙头逐步进入稳步增长轨道，英国的经济增速在2012年后明显回升，欧元区2014年经济增长也转负为正，预计之后将转入低速增长。日本经济受消费税率上调影响出现大起大落，“安倍经济学”效果逐渐衰减，2015年之后或将进入稳步低速增长轨道。危机后新兴经济体依靠后发优势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但随着全球经济的衰退，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也逐步回落，呈现出分化势头。金砖国家中的中国和印度增速稍有下降，俄罗斯和巴西则下降幅度较大。总体来看，世界经济在分化中低速增长，危机后的深度调整仍未结束，全球增长动力还需进一步确认和夯实。
全球经济仍面临深度调整是因为各国正处于危机和衰退引发的经济发展转型阶段，结构改革和增长方式转型尚需时日。发达国家在经济结构不平衡和经济增速下滑的背景下，推进“再工业化”，引导制造业投资回归国内，发挥制造业对生产效率的带动作用，避免产业结构空心化。新兴经济体普遍存在传统比较优势衰减、经济增长方式亟须转变的情况。中国和印度正加紧推进结构调整，理顺市场，促进创新。俄罗斯和巴西致力于提高国内投资率，完善金融市场。
全球经济调整和转型进一步加快了世界主要经济体综合实力对比的变化。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经济由于受到网络泡沫经济破灭的影响和“9?11”事件的冲击，发展速度明显放缓，综合实力开始下降，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霸主地位趋于衰落。
首先，美国经济增长率降低，在全球GDP的占比下降，经济实力明显衰落，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其次，随着美国经济疲软，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导致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开始下降；最后，随着经济地位下降，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减弱。
与之相对，中俄印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综合实力不断增强。新世纪以来，中、俄、印等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全球危机后的一段时间内，中俄印经济增长更是远超欧美发达国家。快速的经济增长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同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小，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地位也不断提高。
国家综合实力的相对变化及全球经济的深度调整和转型，正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发生重大变革。
首先，全球治理体制从G7逐步向G20过渡，以金砖国家为核心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其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开始改革其份额和治理结构，有意增加新兴经济体的地位。
再次，在2010年IMF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因美国国会没有通过而搁浅的情况下，金砖国家着手建立自己的国际金融合作机制。2011年，金砖国家签署《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金融合作框架协议》，加强开展资本市场、本币结算和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等方面的合作。2014年，金砖5国签署协议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中国于2014年发起的亚投行也是这其中的一环。
最后，由于WTO主导的多边贸易谈判始终没有实质进展，全球多边贸易治理的角色减弱，美国强力推进的TPP、TTIP、TISA谈判以及新版投资协议谈判，或将重塑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贸易投资治理。
总之，随着经济大国综合实力对比的变化以及全球经济调整和转型的冲击，全球治理结构正在发生重大调整，无论是中国主导亚投行，还是欧洲大国有意加入亚投行，都是世界多极化趋势的表征
(原载 第一财经日报2015-0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