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翔 8797威尼斯老品牌国际经贸系副教授
新年伊始的1月22日，市场关于欧洲版QE（量化宽松）的种种猜测与悬念终于尘埃落地。继美联储在2008年危机后推出的三轮QE之后，欧洲央行终于推出了自己的QE：即3月起将每月购买欧洲债券资产的额度提高至600亿欧元，一直持续至2016年9月。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欧洲央行此举旨在通过释放更多的流动性，缓解欧洲物价通缩与经济衰退的双重压力。一时间，欧版QE的种种技术细节、其与美版QE的异同、其对各种资产市场利好利空的影响等等，都成为媒体上热议的话题。
然而，无论是美版还是欧版的QE，都没有触及全球经济困局的根本。事实上，如果从“大历史”的眼光来看，从1980年代里根政府上台以来，全球经济就逐渐进入了一个时任奥巴马政府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Larry Summers所谓的“停滞常态”（secular stagnation）时代。当然，事情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积累过程，起初并不明显，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则是这个积累过程的总爆发。迄今6年已经过去（1930年代的大萧条只持续了5年），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独美国经济略有起色。但笔者认为，除非有重大改革举措，美国经济复苏也不会长命。
那么，造成全球“停滞常态”的根本原因何在？根本出路何在？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从危机经济学也就是二战后宏观经济学的大师凯恩斯说起。大萧条迫使凯恩斯思考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病。在《通论》的卷首，凯恩斯断然指出，自由市场经济的两个显著弊病，“乃在于它不能提供充分就业，以及它对财富和收入之分配任意且不均”。凯恩斯认为，市场经济有导致收入两极分化的自然倾向，而贫富悬殊又是造成衰退和失业的定时炸弹，因此必须用政府力量调节收入分配。其理由是，由于个体的平均消费倾向（即个体消费支出占其收入的比重）随收入递减，贫富悬殊会降低整个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即居民消费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导致消费需求不足。用俗话来说，穷人想花钱但缺钱花，富人钱多却不怎么花钱（其储蓄比例较大），因此，财富与收入过度集中于后者必然造成私人消费需求不足。
根据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在市场经济下，生产规模取决于总需求，后者等于私人消费+私人投资+政府购买。私人消费不足一定会导致长期中总需求不足，从而形成衰退、失业、与通货紧缩的压力。原因是，首先，私人投资的动力在于消费需求，消费萎缩则对投资无异于釜底抽薪。其次，与消费不同，政府购买不可能无限期的高位运行，比如，海南省居民可以无限期的每年买1000亿元的蔬菜水果或者服装，海南省政府却不可能无限期的每年修1000亿元的公路和高铁。
因此，综观《通论》，凯恩斯所设想的促进充分就业、防止衰退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其实有两个层面：其一，通过各种制度安排来调节收入分配，从而保证强劲的消费需求，这是一长期、结构性、基本层面的制度安排；其二，在市场出现波动、信心不足的情况下，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或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并稳定市场预期，这是一短期、机动性、技术层面的政策工具，而QE则属于这一层面。这两类政策工具应对的问题各不相同：前者是为了克服市场经济所固有的贫富分化倾向，后者是为了克服市场参与者群体心理波动即所谓的“动物情绪”的弊病。显然，如果取消前者而导致消费需求不足，仅靠后者根本无法保证长期的经济繁荣与充分就业，因此，QE的作用非常有限。
二战后初期，由于大萧条历史与凯恩斯学说的影响，且为了在美苏对峙格局下缓和国内劳资矛盾，西方国家普遍引入了收入分配均等化措施。一次收入分配方面，在政府的主导下，劳资谈判、共享增长红利成为防止贫富分化的第一道防线。二次收入分配方面，西方国家普遍实行高额累进所得税，并建立了庞大的转移支付和社会福利体系。以美国为例，1981年里根政府减税前夕，美国最高一档的边际所得税率约为70%。这一基本层面的收入调节体制，造就了二战后欧美国家壮大的中产阶级，由此形成的旺盛而稳定的消费需求也造就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国家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的黄金时期。
然而，好景不长，在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与滞胀之后，凯恩斯的学说受到质疑（限于篇幅，个中情由不能细说），大萧条之前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卷土重来，特别是在英美国家，放任自由、市场至上的意识形态重新占据上风。1980年代，里根政府在美国，撒切尔政府在英国，都用强硬手段打击工会，为资本家壮胆，此后工会日渐式微。同时，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环境下，资本家纷纷抛开本国工人，到工资低廉的第三世界国家办厂。于是，二战后劳资分配的均势被打破，收入差距迅速拉大，中产阶级渐渐消亡。同时，许多西方国家也在市场自由化的名义下实行减税和降低社会福利开支，大大削弱了二次收入分配的力度。
由此造成的结果是，1980年代以后，全球步入了一个严重贫富分化的时代。以美国为例，1978年-2011年间，CEO薪酬增长了725%，而普通工人薪酬涨幅仅为5.7%。1965年美国CEO的平均薪酬只是一个普通蓝领工人薪酬的32倍，1980年这个比例是42倍，而到了2012年，这个比例达到了252倍。与此同时，财富也迅速集中。据最新报道，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的财富，在全球财富中所占比例由2009年的44%增至2014年的48%，预计2016年将超过50%。余下全球52%的财富，大部分为全球余下19%的最富有的人所掌握。剩下的80%人口仅拥有5.5%的全球财富。凯恩斯关于自由市场弊病的预言又一次应验了。顺便说一句，最近热卖的托马斯·皮克迪的《21世纪资本论》说的是同一件事，只是数据更详尽而已。
英国后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Engelbert Stockhammer认为，收入两极分化是2008年金融危机乃至此后欧债危机的根源。那么，如何理解2008年危机之前全球经济的长期繁荣呢？他认为，在严重贫富分化所造成潜在的消费不足和通缩的压力下，世界各国发展出两种类型的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暂时掩盖了总需求不足的问题，但同时埋下2008年金融危机的祸根。
这两种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可简释如下。其一，Stockhammer称之为“债务拉动型增长模式”：以美国以及目前深陷欧债危机的南欧国家为代表，一些国家通过居民部门（主要是中低收入阶层）的借贷消费来维持国内消费需求的虚高。此种借贷消费多以房屋抵押贷款形式实现，因而与房地产泡沫以及金融市场的投机行为紧密相关，同时又刺激了房地产建设投资的高涨。2008年次贷危机前夕，美国居民部门总体的储蓄率几乎为零，事实上富人群体依然有较高储蓄，这意味着中低收入阶层在大肆借贷消费。其二，Stockhammer称之为“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以德国、日本、中国为代表，一些国家则通过向前一类国家大量出口来弥补本国内需的不足，从而形成了2008年之前的全球巨额贸易不平衡，包括中美贸易顺差。显然，第一种模式会导致居民部门债台高筑而终将面临清算之日（2007年美国家庭负债占其GDP的 95%以上），与此同时，第二种模式由于“寄生”于第一种模式也将面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命运。总之，2008年以前全球经济的虚假繁荣实际上是靠前一类国家穷人的借贷消费在支撑，而危机爆发之后，举债消费机会不再，穷人必须量入为出，则贫富悬殊造成的全球总需求不足终于原形毕露，“停滞常态”时代正式登场。
美国最近一枝独秀的经济复苏，跟居民部门经过六年的“去杠杆化”（即还清债务），重新开始举债消费，有很大关系。试问，这样的经济复苏，能够长命吗？
总之，通过收入均等化措施来稳定消费需求是凯恩斯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核心而基本的内容。然而，为富人撑腰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故意忘记了凯恩斯这一真知灼见，只采纳其技术层面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就好比一个体虚病人只讲用药而不好好吃饭。由此看来，如不改善全球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无论是美版或欧版的QE，作为一种货币政策，都只是“银样镴枪头”而已，热闹好看却不中用，对全球经济的“停滞常态”无能为力。
2008年危机前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增长模式分类
| |
债务拉动型 |
出口拉动型 |
| 中心国家 |
美国、英国 |
日本、德国、奥地利 |
| 外围国家 |
爱尔兰、葡萄牙、 希腊、西班牙 |
中国、 其他东亚新兴市场国家 |
2000至2008年一些西方国家居民部门的债务规模变化（以GDP的百分率计）
| |
2000年 |
2008年 |
2000-08期间的增长 |
| 美国 |
70.21 |
96.35 |
26.13 |
| 英国 |
75.16 |
107.43 |
32.27 |
| 爱尔兰 |
51.55 |
114.26 |
62.71 |
| 希腊 |
19.83 |
55.29 |
35.46 |
| 西班牙 |
54.22 |
88.06 |
33.84 |
| 葡萄牙 |
74.96 |
102.34 |
27.38 |
| 意大利 |
35.29 |
53.61 |
18.32 |
| |
|
|
|
| 德国 |
73.41 |
61.7 |
-11.71 |
| 奥地利 |
47.13 |
55.04 |
7.91 |
| 瑞士 |
74.76 |
77.7 |
2.94 |
注：可以看出，2008年危机前，债务拉动型国家居民部门债务激增，而出口拉动型国家的变化不大甚至下降。
（原载《第一财经日报》2015-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