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NBER（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权威发布， 美国经济早在2009年7月就已经走出衰退，步入复苏增长轨道，迄今已有67个月。在长达五年半的时间里，面对平均2.15%（2010-2013年）的真实年度增长，学者和媒体时至今日却依然在探讨着一个看似早应该找到答案的问题——美国此轮经济增长动力何在？这样的关注点明显异于以往历次美国经济复苏中的新兴产业焦点话题，凸显出普遍无法深入和聚焦到中观结构，而只能停留在宏观迷雾中的解析困惑。
美国此次经济复苏的确不同以往。首先，这是一次基于二战后美国经历的最长衰退或者危机（从2007年12月开始，历经18个月）的复苏，危机的原因众所周知，是房地产泡沫下的金融衍生设计缺陷和“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淡薄的风险控制意识，产业投资收缩是受流动性枯竭的拖累所至；其次，美联储和财政部都倾注了罕见的救市力量，尽管如此，还是在2011年和2014年第一季度先后出现了季度负增长，引发了广泛的“二次探底”的担忧；第三，从2009年7月到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的2011年9月，美国官方失业率始终在9%以上，最高时曾经达到过10%（2009年10月）， 2011年10月到2012年8月，失业率都在8%以上，2012年9月到2013年11月为7%以上，12月降至6.7%，直到2014年9月份，终于向下突破6%的公认自然失业率，实现了以往复苏中常见的经济与就业的协调增长，换句话说，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尤其是2013年前，美国经济都处在就业严重滞后于增长的格局中；最后，衰退的始作俑者金融行业，却先于实体经济复苏在前，美国三大股指从2009年2月开始一路高歌猛进，目前已普遍升至大底的3倍左右，速度之快刷新历史记录，但期间领涨的的板块热点却异常散乱，频繁转换，横跨非核心消费品、公用事业、医疗保健、信息技术、能源、原材料、金融等几乎所有行业。经济热点的扑朔迷离、就业市场的长期低迷，以及几轮QE后人们对未来通货膨胀的担心，都增加了概括和提炼此轮增长逻辑的难度。
上述“不同”是与历史上的美国经济复苏表征进行对比的结果，为节省篇幅，我们并没有划定比较范围，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复苏的通常表征已经成为宏观经济学教科书的标准内容；但在进一步地分析中，为了解疑释惑有所发现，我们不妨将把眼光拉远到涵盖上世纪80和90年代美国历史上少有的“黄金”增长的时间跨度里，做两个有关美国季度GDP增长的纵向对比分析。
首先是从总需求角度，计算BEA（美国商务部下设的经济分析局）提供的支出法GDP各组成部分的增长贡献率， 结果发现私人投资贡献率先后在2010和2012年两度超过了消费的贡献率，这是一个近30年从未有过的比例，上次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是在1984年，更不要说战后一共只有4个年份是类似状况。私人投资的平均贡献率在这个复苏期（2009-2013年）达到0.62 (季度年率)，在80、90年代及21世纪危机发生前的8年间的平均值分别是0.54、1.06和-0.15，消费的平均贡献率则从平均2.1和2.3跌至21世纪危机前的1.5和复苏期间的1.29 ；再从供给的角度出发，计算BEA提供数据中主要产品类型的增长贡献，结果是商品生产超越了以往占重头戏的服务生产，在此次复苏期间平均贡献了0.9的年度增长动力，服务生产的贡献率从80和90年代的平均1.71和 1.64跌至2001-2008年的 1.34和复苏期间的0.55。由于商品生产包括了消费品和投资品生产，又因为私人投资可以近似认为等于投资品生产和新增的固定资产投资，所以再稍作变换，我们就可以得到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在私人投资中的占比，目前稳定在50%左右，远远高于八九十年代的40%平均水平，也远远低于从九十年代末迅速上升而在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前达到的70%的水平。
两组数据大略从供需耦合和匹配的角度描绘出与八十和九十年代相比这样的变化——美国经济中的（私人）投资重要性在提高，提供的增长动力从八十年代的不到20%上升到了三分之一，达到可以比肩90年代新经济时的程度，而且投资中有一半是新增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时，消费的重要性在降低，所以以往供给消费的服务品生产的份额因此也在下降。至此，如果非要给这个依靠投资和产品生产的模式贴个标签的话，可以说美国实际上是正在向中国的典型增长模式靠拢。
这样的发现虽有待进一步的严密模型推演，而且忽略了投资的主体性质，但至少我们可以在这个粗定的框架下，解释之前提到的所有“不同以往”。受金融危机影响的产业经济在财政部一再出台的各种税收和补贴优惠政策下开始发力，这种情况在90年代新经济时曾经出现过，但不同的是那时信息产业崛起，经济热点非常明确，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涉及到更新换代的性质，所以踊跃而广泛，而现在大家曾经以为是热点的无论新能源还是新材料行业都难现其当日辉煌，几天前还爆出了首家页岩气公司在美破产的消息，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往往是因为政府的加速折旧优惠而催发出来，因此复苏缓慢而乏力，几次险些重现陷入衰退当中（有的季度虽然增长没有出现负数，但非常低），另外，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方案也给中小企业增加了负担，就业受此影响当然就表现不佳，但同时美元因其特殊地位完全依据国内经济形势出台的四轮QE货币政策却在最没有门槛的出口中充分得到了释放，华尔街因此早就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对中国来说，针对这一发展模式，有很多疑问值得进一步观察，这里试举一二。首先，私人消费重要性的下降是否是可持续的？如今从美国就业市场上看，持续性应该是有保障的，但若仔细分析，则会发现就业机会的增加主要来自于制造业向美国的回流，回流的制造业有多少是原来的“made in china”的升级版本？对针对美国消费低迷而导致出口市场萎缩的中国经济来说，是不是雪上加霜？另外，目前美国基尼系数是0.477，远高于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而调查表明，最富有人群在金融危机后的主要获利方式就是股市投资，反观中产及以下人群，就业不稳定，医疗保险、能源和住房等的成本却并没有显著减少，克鲁格曼因此发出了“紧急援助中产阶级”的呼声，这样的贫富差距拉大对于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努力培养“中产阶级”的中国来说是不是也能挖掘出一些借鉴？最后，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及大量流动性累加之后的通货膨胀表现，与目前美元强势通道逐渐形成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带来的油价波动等因素，是决定未来世界经济走势的重要不确定因素，对中国的经济转型和人民币国际化来说是机会大一些，还是挑战更多一些？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得到进一步解答。
作者：戚自科（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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