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理解,新常态是指经济从8.5%–11.5%的超高速增长区间向6.5%–8.5%的中高速增长区间过渡。在过去十多年间,经济在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的问题。比如,出口导向和投资拉动的产业过快增长,有可能过度偏离投资和消费的黄金比例;再如能源和基础资源板块增长过快、超大城市群增长过快,有可能对环境的承载能力和水资源造成压力;又如房地产业等某个产业群增长过快的话,增长和收入分配的最优比例选择也出现问题。所以,经济新常态的速度、动力和结构的问题,可以具象在增长和消费、增长和环境承载能力以及增长和社会财富的公平问题的三大均衡来统一理解。
在上述理解下,我们可以进一步将新常态的内涵对象扩大到经济增长的几个最为重要的宏观变量的管理上。比如,在6.5%–8.5%的增长区间,宏观经济的实体变量,投资、需求和出口应该分别调整到17%、12%、5%左右;新增就业1000万左右;库存应该维持在以经理人采购指数为度量的50左右。这些指数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
总结新常态,第一,要使增长的速度和消费的速度达到最优均衡;第二,增长的速度和环境的承载能力达到最优均衡;第三,增长的速度和社会公平分配达到最优均衡。现在的普遍担心是,如果GDP增速下降,能否影响我们在较短时间达到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目标。我觉得三个均衡调整好了,经济获得了更好的动力学机制,增速和效益不仅不会慢下来,恐怕增长会更好。虽然中国经济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但若考虑到人均水平,我国经济还处在增长的青少年阶段,因而再行增加个15年到20年还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有很多人担心今年的增长是不是会破7%,明年是不是会破6%,后年会不会破5%。如果这样来理解,那只能是经济因动力消失而出现的“失速”问题。这种可能理论上存在,但是考虑到今年经济减速还有过去几年宏观管理的主动“调减”因素,考虑到中国是个产业链全覆盖的超大国民经济体系,考虑到中国文化多元性内涵的包容力量和超长历史延续形成的独特管理基因,类似经济失速的概率很低。当然,很低并不是不谨记在心,而是要有信心和容忍出现一些问题的心理定力。
(原载于2014年12月12日
《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