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一年，是移动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风生水起的一年，是金融业
变革加速的一年，各种金融创新及新鲜名词如比特币、余额宝、P2P、众筹和BAT等，层出不穷，每个人思维所受冲击的频率和力度也前所未有。春节期间微信推出的红包将社交、游戏、传播、习俗有机地融为一体，更是将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微信红包推出之前，移动支付的发展已经开始提速，移动支付领域的竞争也已经如火如荼。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有关数据，2013年第二季度全国移动支付3.71亿笔，金额2.0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74.70%和363.92%；第三季度的移动支付业务达到4.98亿笔，金额2.90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97%和490.20%。第四季度的移动支付数据虽然尚未出炉，但由于双十一、圣诞新年购物潮及支付宝力推移动支付的影响，我们可以判断第四季度移动支付的笔数和额度都非常可观。根据支付宝提供的数据，2013年11月11日当天，仅支付宝的手机支付笔数就达到 4518 万笔，支付额超过 113 亿元。春节之前，随着腾讯和阿里两大巨头的“嘀嘀打车”和“快的打车”的打车补贴大战拉开序幕，移动支付领域的竞争也日趋激烈。
我一直看好移动支付的发展前景，但不管是AA收款、打车补贴大战，还是微信和海底捞等众多商户的合作，都没有让我对微信支付动心。其中一方面的原因是，我已经有习惯的移动支付方式，觉得没有必要去了解并开通另一种移动支付；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担心微信支付的安全性。但微信红包这一设计终于打动了我，我迅速绑定了银行卡，加入抢红包和发红包的大军，兴致勃勃地将红包介绍给亲友，并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对微信支付的体验。春节之后。红包热虽在逐渐降温，但是，它所引发的我们对移动支付发展的思考仍在继续：用户能否接受移动支付取决于哪些因素？如何正确评价微信红包的作用？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任何参与者对某种事物的需求都取决于这一事物带来的收益和成本。参与移动支付的用户和商户对移动支付的需求也取决于其带来的成本和收益的对比。对用户而言，使用移动支付的收益就是便捷性；而成本就是安全性的丧失。因此，决定移动支付需求的基础性因素就是安全性和便捷性。其他因素，不管是智能机和软件应用的普及和升级，还是应用场景的创造，都是这两个基础要素的延伸。例如，就应用场景而言，其本质是提高了移动支付的便捷性。当然，在便捷性之外，应用场景还能带来游戏性和社交方面的收益，这是一些附加因素，其作用在于推动由安全性和便捷性决定的用户需求曲线的右移。
在一定的客观环境（监管、技术水平）中，安全和便捷两个因素恰似天平的两端，互相制衡：如果没有足够的技术保障和监管防控制度，便捷往往意味着风险；而风险的降低和安全性的提高又意味着便捷性的丧失。对这两个因素的权衡不仅决定了需求者的需求，也是供给者所考虑的核心问题。如果哪个支付公司能够凭借技术和创意，让便捷和安全两个因素能够更和谐地共舞，它就抓住了移动支付发展的根本，也必将在移动支付领域的竞争中占据先机。
在上述两个因素之中，安全性的地位和重要性又高于便捷性，安全性是移动支付获得信任从而得以发展的根本。信息的机密性、真实性、支付模式、身份验证、支付终端的安全性、移动支付各环节的法律保障等都会制约移动支付的推广速度。以微信红包为例，它能够大热的重要原因是创造了独特的应用场景，提高了移动支付的便捷性。但春节期间热衷于收发红包的微信用户，有一部分又在节后松绑了绑定的银行卡，这固然和微信支付应用场景仍然不够丰富有关，但其深层原因恐怕是用户对微信支付的安全性仍然信心不足。我的另一个切身体验是手机淘宝端的快捷支付，单论其便捷程度无与伦比，但是由于手机端快捷支付取消了验证，手机应用又以手机为载体，如果手机丢失，将面临较大的风险。出于对安全性的担心，我只好取消了绑定，放弃了在电脑上使用了很久的快捷支付。
就安全性而言，我认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应该注意区分客观安全性和主观安全性：客观安全性是移动支付在安全方面的客观保障水平，主观安全性则是不同用户对移动支付安全水平的主观认知，它受制于参与者的风险厌恶程度，随参与者年龄、教育、性格、生活环境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经济学中事件发生的概率分为主观概率和客观概率，左右人们决策的是主观概率。同理，左右人们对移动支付需求的是主观安全性，移动支付公司应该细分客户人群，针对不同风险厌恶程度的用户，设计不同的方案。对于某些风险厌恶程度较高、宁可牺牲便捷性来获得更高安全性的用户，移动支付公司应该通过宣传来提高主观安全性，但更重要的是，提供多样化的选择来赢得客户，而不是在试图将客观安全性强加的同时提供单一的或缺少差别的便捷方案。
由上述分析可知，移动支付的发展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的进步：一是在一定安全性基础上的便利程度的提高，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和应用场景的丰富，在技术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应用场景的丰富是支付公司竞争的关键；二是在一定便利性基础上的安全程度的提高，主要依赖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共同努力：外部因素是指监管的跟进和法律法规的完善，用以保障支付各个环节的安全，内部因素则是支付公司在技术、流程等方面的不懈努力。对于变革迅速的移动支付领域而言，监管和法律法规固然不能缺位，但市场的监督、竞争和风险带来的压力对支付公司的激励作用将更为重要。
回过头来，我们可以地客观认识微信红包在移动支付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它虽然创造了独特的应用场景，在提升微信支付便捷性的同时附加了游戏性和社交性等属性，昭示了移动支付未来的竞争方向，但它仅仅是一个不能持续的单一应用场景。有人断言微信红包能够让微信占据支付的未来，这一说法为时尚早；其实，哪怕是说微信红包能够让微信占据移动支付的未来，其言也都过于乐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不管是微信支付，还是支付宝钱包，其应用场景都相当有限。可以预见的是，移动支付领域的微信红包引领的创新不是创新的结束，而是创新大潮的开始！在这里我们引用Novantas合伙人汉克（Hank）的话作为结语：“任何一款移动支付服务尚未真正获得成功，取得一点成功的移动支付服务尚需继续努力。”
（原文发表于《第一财经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