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本身就是个历史过程。从经济史或者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按照赵靖先生的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有四大要旨——“富”、“庶”、“均”、“义”。这四大要旨就是古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或者说是核心取向。“富”指的是社会财富的增长和经济繁荣；“庶”指的是人口数量的增加，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我们还要附加上人口质量提高的涵义；“均”指的是财富的平均分配，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义”则是属于经济伦理的范畴，是指人们在从事经济生产活动时是否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我们知道，在西方经济学中，有所谓宏观经济的三大目标——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从深层次来分析，中西方对于经济发展的理解是没有本质差异的。
然而现在看来，我们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似乎目前只实现了第一个“富”字。那么剩下的“庶”、“均”、“义”三个字呢？
“庶”，数量问题由于计划生育政策，暂且不论，人口的质量是否有所提高。大家会说，肯定是提高了的，30年来教育事业大发展，识字率大大提升、博士生数量稳居世界首位……这不是人口质量提高的表现么？然而我们也注意到，教育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城乡教育条件和水平差距的拉大，都已经成为全面改善人口质量的障碍。
“均”，有位学者刚刚给出了一个数据，20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55，贫富差距程度位居世界各国第四位，仅次于非洲最不发达的三个国家。这是十分惊人的数字，而且这个数字从改革开放以来逐年上升，并有将来继续上升的趋势。
“义”，恐怕个问题的严重程度丝毫不亚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问题。十几年来不断曝光的食品卫生事件即是例证。最严重的是，这样的事情还在继续上演，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边。这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经济伦理呢？
由此我们发现，在中国传统意义下经济发展的四大目标中，迄今为止尚有三个目标没有实现，甚至较以往还有倒退。我个人以为，剩下的这三个没有实现的字恰恰是阻碍中国从一个经济大国转变为经济强国的根本原因。这几个根本原因指向的并非经济效率问题，而是经济公平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不过今天我们重新审视当下的社会，经济高速增长不仅没有也不能解决全部的社会问题，反而由于人们过分追求经济增长而忽略并积累了太多的矛盾。此处不再赘述。
下一步何去何从？北京广安门桥下悬挂着一个横幅，上写两句话：坚持改革开放，继续解放思想。这个横幅的十二个字很值得深思，它反映了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之后人民群众的思想困惑和继续前进的愿望。我想前述种种问题之所以积弊已久，正是因为我们的有关人士还不肯解放思想。比如：当下的高房价根源于政府的土地制度和财政意图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为什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再比如蔡继明教授所说，既然大型垄断国企存在的理由在于国家要控制经济命脉，真正的命脉其实是农业和饮食业，这两个行业却为何以私有经营为主，国企为什么不进入这些行业？……要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仅仅在原有的思想、理论、制度框架之下进行修修补补是无济于事的，只能进一步地解放思想，才有可能找到全新的出路。
所以，我以为中国要真正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是到了需要一场新的思想启蒙运动的时候了。这场应该到来的启蒙运动实际上只是一百多年来中国追寻现代化进程中种种努力的一部分，从戊戌变法到晚清的预备立宪，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到改革开放，我们一次次地尝试通过新的思想获得中国现代化的捷径，有的失败了，有的部分成功了，但是没有任何一种思想和理论是超越时代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每每走到重要的历史关头，社会呼唤着新的思想或理论的诞生。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是乐观的。我从事的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既不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也不在西方经济学之列，之所以有这个判断，并非出自个人的主观立场，而更多地是来自于经济思想史角度的观察和反思。近一二十年来，我们越来越沉迷于极端讲求效率、增长、利润最大化等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框架，将其用于指导经济实践的各个方面，结果发现，尽管我们采用了西方最先进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却没有取得与西方发达国家同样的文明成果，而是陷入走向权贵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危险。必须承认，在权贵和国家两大强势力量下，由于垄断和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大多数人的相对福利是下降的，这是当下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在此也必须指出，不能简单地由此推断：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泛滥导致了这样的后果。）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进入改革开放瓶颈时期的中国社会已经暗流涌动，迫切需要在理论上进行修正甚至是反动。将来的这场理论的启蒙或者说创新，无非有两个来源，一是继续采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范式，从技术上试图对各种问题逐个击破，甚至在制度建设方面走得更远；或者是回归人们一度厌倦了的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公平的理想制度层面重新探索中国人未来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