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诚信建设
——在2011中国信用416高峰论坛上的发言
中国正面临千年未有的大变革，工业化进程尚未结束，世界范围内的后工业化思潮已经席卷而来。越是在社会转型期，思想越容易混乱，一方面是传统行为规范的惯性，另一方面是全新游戏规则的挑战，在“旧已破、新未立”的转折点，人们追逐利益的天性由于缺乏制度约束会愈发地无所顾忌，诚信问题因此凸显出来。
相对于传统的农耕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本质上是人类对抗自然历程的又一个阶段和人类为了满足自身欲望而寻求的又一条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对工具的依赖性越来越强，由此所产生的人与自然的对立和人性的自我迷失现象也越来越严重。
我们的先哲在两千多年前就深刻地指出了机械和技术对人性的负面影响。《庄子·天地》中描绘一位抱着瓦器灌溉菜地的老农，斥责孔子学生子贡向他建议采用新的灌溉机械，其言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
当人们使用机械时，就已经意味着内心走向了歧途。因为机械实质就是人与自然斗争的武器，人一旦生出争斗之心，难免会有邪念，这些邪念从人与自然的对立延伸到人与人之间的对立，由此便派生出奸猾狡诈的人性。
但是，机械和技术的产生毕竟是人类生存不断延续下去的内在要求，是人力战胜自然力的必然选择。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技术发明目的是为了提高效率，用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也就是经济学中的利润最大化。在缺乏相应的法律、制度约束时，人们会自然选择代价最小、获利最大的生产方式和某种技术——即使这些生产方式和技术有悖道德甚至损害人的健康。也就是说，不讲诚信（如新的造假方式）其实对人们在衡量自身行为的收益——成本比较之后作出的功利选择，因为造假的成本太低，即使被查处罚款也仍然有利可图。
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人口数量呈现几何级数式增长，而传统的生产方式无法在短时间内提高产量，这个时候往往出现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尖锐矛盾，在利益驱使下，人们就会不择手段地利用各种技术创新来增加产能，以平复市场供求之间的缺口。苏丹红、瘦肉精、三聚氰胺、滑石粉……各种掺假现象都是不受任何约束的市场自然力量带来的后果。
客观地说，以造假现象为代表的诚信问题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普遍现象。英国在工业化早期，为了满足国内旺盛的茶叶需求，也用将树枝树叶向茶叶掺假的办法提高产量获取利润。所以马克思才有了那句著名的论断：“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会大胆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西方经历了从野蛮血腥的资本积累到现代高度诚信文明社会的发展过程，并不代表中国要走同样的道路。
有次课上讲到中国现代社会的商业道德问题，我问学生们如何理解“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80%以上的同学表示认同这个说法，都认为经济基础厚实了之后才有可能提升道德水准。管子这两句话同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逻辑是一致的，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代中国人才会自然地倾向于选择先足衣食后知荣辱的发展顺序。
在今天看来，这十四个字实在对中国人实在误导太深。
无论道德起源于宗教还是习俗，其功能都是为了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对于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的非正式规定至少在有文字记载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因此，道德、礼仪和社会伦理是伴随人类始终的，并不以经济基础的发展水平和阶段为决定。仓廪实不实，衣食足不足，从来就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变化的。而这种变化着的特征，本身就削弱了管子命题的合理性。古代人的物质生活与今天不可能同日而语，但古代人的道德未必比现代人差；如今富商大贾的血液中严重缺乏道德含量，尔虞我诈更多发生在有钱人身上，反而在偏远的山村，人们愈发诚恳朴实。
假如衣食足才能知荣辱，我们的富豪们还要赚多少钱才能知道荣辱，他们的钱包还要装进多少财富才能在身上流淌道德的血液？知礼节和荣辱是文明社会的标志，但绝不是以实仓廪和足衣食为途径。否则，这条古训的现代逻辑就是一切以经济发展为先，一切以GDP为衡量标准，一切不讲诚信的行为都有借口留待将来再做弥补。就像我们现在的状况，仓廪里装的是发霉的粮食，吃东西就等于服毒自杀，还有追求荣辱的必要么？
信用问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政府公信力。近些年来，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我个人认为，现在的政府公信力问题有一些是自找麻烦。短板理论在政府公信力建设过程中尤为突出。中国采取的是大政府模式，执政者赋予自己万能的角色，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也管。既然政府垄断了一切，出了问题老百姓只有找政府，100件事中只要政府对一件事撒了谎，老百姓就对其它99件产生怀疑。因为你政府没有给老百姓自己管理自己的权利和空间，你只能承担一切后果。
也就是说，政府管的越多，自身的公信力越容易降低。这个“管”有两层含义：第一是政府对具体活动事务的管制。张维迎教授在十年前就说过“管制越多，腐败越严重”，因为凡是有管制的地方一定会有寻租的空间。腐败现象是政府公信力降低的最大原因；第二层含义是对舆论宣传的管制。大家都知道前些日子北大出了个“会商制度”，一时间群情哗然，不少旁观者将事件上升到了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高度——北大怎么可以这样限制学生的思想自由？中国的前途和希望何在？然而以我有限的对校内师生的问询和了解，这个制度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严重，会商的初衷是帮助那些由于种种原因造成心理负担较重的同学更健康更阳光的成长下去，而且这套办法在北大已经实施了多年。尽管北大相关部门在各个媒体做出了类似的回应。社会各界信之者甚少。
问题出在哪里呢？这几年，各地政府对于矿难、食品卫生、群体性事件等问题的掩盖谎言层出不穷，最终导致凡是以官方名义发布的声明人们都要打上大大的问号。几个月前，北京一小学生在使用农业大学的科学仪器做实验时，发现北京销售的大部分蘑菇被荧光剂侵蚀过。北京工商局检验后说大部分蘑菇合格。著名作家郑渊洁在微博发起了一个投票，结果10小时左右有3093位博友投票，其中3052人投票信任孩子，占99%，42人投票信任工商局，占1%。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政府的公信力已经不如一个小学生！政府的话没人相信，社会和谐如何保持，社会稳定如何维护？
政府公信力的重塑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有法律、制度等各个方面的辅助。但我想根本的出路在于建立培育真正的公民社会。公民享有了充分的话语权，很多问题就会在公民内部消释。网络上还有一个事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给予我们启示。刘志军被“双规”之后，有网友发帖说“中国的铁道部除了腐败还会干些什么？早在民国时期，京沪铁路的全程就只要8个小时。”这下网友们又有了巨大的谈资来抨击政府的腐败和无能，争论了许久，有位网友说了这么一句话：“民国时期的京沪是从南京到上海。”瞬间网友们哑口无言。假如网络管理者在刚开始就封杀这个帖子，真相很可能无从澄清。
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两千多年来一直有根深蒂固的“愚民”倾向，但是今天的世界已完全不同，信息爆炸，网络无所不在，十几亿人的思想是无法控制的。既然我们承认“公信力”的说法，就应该认识到，政府的公信力不是自己赋予自己的，而是由公民赋予的。建设政府的公信力，首先就要相信老百姓自己的智慧和判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