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金融机构与借款者之间对信用情况存在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往往会实行信贷配给，即对具有投资需求的贷款申请人进行甄别，仅满足其中部分借款需求而拒绝其它申请。Petrick（2004）使用Probit模型对波兰农业贷款供给情况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商业性金融机构往往依据信用水平历史记录、家庭人口结构、所在区域地理位置状况以及是否提供抵押物等选择贷款的对象。从实施效果来看，信贷配给措施确实带来了高还款率，从而印证了这一举措的合理性。但商业银行如果过度实行“信贷配给”，也会使大部分借款人难以获得贷款，说明其对风险过度谨慎而没有充分发挥金融中介的作用。
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倾向于采用更科学的风险度量方法，以及更准确的定价措施，来降低信用风险对农村金融系统发展的阻碍。Sherrick, Barry, Ellinger (2000) 建立模型估算为信用风险进行全额补偿的保险对商业性金融机构的价值：
其中，为时间条件下贷款违约概率，为贷款违约时收回抵押物的价值，为应偿还本金额，为资产价值的概率密度函数。通过对1979-1992年德克萨斯州农庄信贷银行发放农业房地产贷款的实证数据进行分析，他们发现随着资产规模的扩大，信用风险保险的价值先迅速上升，之后增速减慢。金融机构如果能在二级市场上将风险未分散的某一贷款卖出，并买入相似收益的资产组合，无疑可以降低风险。不过，他们也发现金融机构持有资产数额较少的资产组合虽然保险费用低，但造成清偿问题的可能性较高；而持有资产数目较多的资产组合时，虽然保险费用高，但造成清偿问题的可能性较低。因此金融机构需要在保险费用节省和清偿能力提高之间做更多的权衡取舍。
2、商业性农村金融机构的制度创新、产品创新：
为了提高商业性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Trzeciak-Duval(2003)提出如下制度创新建议：一是向网络化转型，即将现有独立的小金融机构集合建立成金融机构网络，构建起两层级架构，由中心层级负责对整个网络提供信息支持，以及对周边层级提供监督检查、审计、结算、产品研发等支持，借以降低交易成本，实现规模经济。二是向合作制转型，即申请获得贷款者同时需要出资入股，以增加履行还款承诺方面的激励。三是建立、健全专门负责农村金融业务的分支机构。
在金融市场较为发达的经济体中，商业性金融机构可以借助金融衍生工具更好地实现农村金融的风险规避和风险控制。Manfredo & Leuthold（1999）建议将度量市场风险的VaR模型（ Value-at-Risk，亦称风险估价模型）应用于分析政府支持政策退出、农业生产行业风险增大等不利的外部环境下，农业公司及农业生产者如何评估风险，作出合理持有期权、期货头寸等决策。Jin & Turvey (2002) 建议设立农产品连结贷款，使贷款每期偿还额和农产品价格的波动相关联，相当于在贷款的基础上附加了基于商品价格的买入或卖出期权。这样的设计使得农产品价格下降并给农业生产者带来商业风险时，通过需要偿还的贷款价格的调整可以缓解农业生产者所承担的融资风险。
二、小额贷款机构的运营
小额贷款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由非政府组织（NGO）、农村合作机构等半正规农村金融机构发起的，以低收入农村人口为服务对象的贷款项目。小额贷款一般不要求抵押物，通过同行监督、频繁的还款安排、新一期贷款的发放以前期贷款按时归还为前提等制度安排，保障贷款如约偿还，要求的利率水平一般高于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以保证其盈利性。小额贷款的模式可分为集体贷款和个人贷款两种。集体贷款又分为村银行贷款和小组贷款，二者在联合还款责任设计上相类似，不同之处在于，在小组信贷模式下，小组不具有法律上的独立地位，组员直接与信贷机构签定合同并承担还款义务。村银行模式下，村民以自发成立互助信贷组织——村银行，然后以村银行的名义向小额信贷机构申请联合贷款，并由村银行做出贷款分配和收集还款决策，充当贷款的决策中心。
小额贷款在解决信息不对称、合同执行难度、低还款激励等限制农村金融发展等问题上有所突破，降低了抵押品、贷款规模、性别因素等对贷款可获得性的限制，提高了低收入人群获得金融服务的能力，较好地协调了金融深化中公平性、效率性目标，在农村地区得以成功。
在降低信息不对称的机制设计方面，Stiglitz(1990)认为孟加拉格莱珉银行采用小组贷款模式，利用借款者彼此之间的内部信息，缓解困扰农村金融发展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借款者自愿组成借款小组时，相互间对信用水平、还款能力做出评价，违约风险类似者共同组建小组，初步对信用风险情况做出区分。另外，银行和贷款小组约定，当组内存在未偿还贷款时，小组成员都不能够获得新的贷款，以此为组员之间的相互监督提供了激励。依靠这样的制度设计，该银行每月发放475000笔贷款，平均规模在70美元左右，坏账率仅为2%左右。Ghatak(1999) 认为通过联合还款责任和自行选择小组成员这两项制度设计，促使借款者按照风险程度匹配性地组建小组，即低风险者和低风险者结组，高风险者和高风险者结组，从而自发甄别出信用状况。Armendariz de Aghion & Gollier(2000)论证了即使在借款者相互之间信用情况并不完全了解的情况下，小组贷款方式同样能够避免信贷市场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无效率问题，由此推断即使贷款小组并非严格按照信用水平、违约概率匹配分组，多期重复的贷款决策也可以形成均衡状态，且该均衡与完全信息的均衡结果共存。
也有学者认为小组贷款并非完美的制度选择。Armendariz de Aghion & Morduch (2000)认为小组贷款方式要求召开小组会议、监督组员等会造成高交易成本，这对于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区尤为突出。此外，贷款期限需要小组成员一致同意才能确定，这会抑制生产扩张速度较快的组员的贷款需求，还会出现小组成员合谋欺骗银行等现象。基于此，俄罗斯、东欧等过渡经济体的小额贷款项目多采用个人贷款方式，要求提供抵押品，或者第三方保证人，选择的目标客户群收入水平也更高。依靠对贷款人进行直接监督、定期还款安排、违约情况下不追加下一期投资等制度设计，个人贷款方式同样提高了还款概率，成为小组贷款之外又一成功的经营模式。
Mckintosh & Wydick (2002)认为小额贷款领域的竞争激烈，不仅会造成利率的下降，影响小额信贷机构资金的积累，还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首先，竞争降低了从较为富有借款者处收取的利率，致使出于社会责任感提供小额信贷的资金供给者无法交叉补贴贫穷的借款人。其次，如果不限定补贴贷款的使用对象是贫困借款者，会造成以服务客户为主要动机的非盈利性贷款机构排挤盈利性机构的现象，反而阻碍小额信贷竞争性市场的形成。再次，激烈的竞争会抑制小额信贷机构之间的信息沟通，使他们无法获知借款者的真实负债水平，从而造成贷款回收率的下降。
小额信贷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在运作效率和承担风险的能力方面有所提高。Gonzalez-Vega（2003）认为技术创新是小额信贷成功的主要原因，但农村金融领域创新产品的实验成本高昂，且成果很容易被竞争对手模仿，这造成了技术创新效益的降低，不利于小额贷款的推广。Nagarajan & Brown（2000）认为，为实现小额信贷在农村地区大规模的推广，一是要提高应对风险的能力，尤其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对农村金融机构形成的系统性风险，如1998年孟加拉国的洪水，2000年亚洲金融危机等；二是加强金融机构经营的稳健性，建立起谨慎的准备金保障。
三、半正规、非正规农村金融机构的运营
正规性金融机构之外，非政府组织（NGO）、农业合作社等半正规农村金融机构，以及私人贷款者等非正规金融机构供给农村金融资金的安全性和效率问题也受到了国外学者的关注。
Poole(1999)认为NGO的作用在于提供农业科学研究、业务培训等公共品，以及引入竞争机制，提高农村金融市场效率。Basu(2008)的研究表明，私人放款者总是可以比NGO提供更有吸引力的承诺存款服务，但NGO存款服务的存在构成了竞争，使得私人放款者不得不降低利率水平。换言之，在纠正市场失灵、促进竞争和效率提升方面，NGO可以成为政策性、商业性农村金融资金供给之外的合理补充。
早期的研究认为农业合作社产权界定不清，社员要求的目标包括以更有利的价格出售产品，享受合作社提供的服务等，而不以合作社利润最大化，或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唯一目标，这导致其股权融资困难。然而，Lerman & Parliament（1993） 通过对1973-1987年美国60个地区性农业合作社的资产结构的分析，发现半数以上资金来源于股权投资，并未观察到理论预测的“股权资金缺乏”。他们认为这可能由于国家对农业合作社支持性的税收安排增强了内、外部融资的吸引力。这一研究意味着所有制结构并不必然对农业合作社构成融资限制，利用股权融资渠道获得资金，使得合作社在供给农业资金方面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
国外学者的研究证明：非正规金融机构索取的高利率水平是成本因素、市场结构决定下的合理水平，并不一定是垄断性高价，因此不应当对私人贷款者存在偏见。Aleem (1990) 基于对巴基斯坦14个非正式放贷者的调查访谈，认为私人贷款者索取的高利率近似等于平均贷款成本，而高于边际贷款成本，客观体现出私人借款者甄别借款者、追索拖欠贷款、资金成本等操作成本，体现出对高贷款风险的补偿，也符合农村金融市场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的理论预期，因此不能认为非正规金融机构的高利率贷款是缺乏效率的。Pham & Lensink(2008) 以越南家庭贷款为考察对象，发现借款者对于不同来源的贷款偿还意愿有所不同，非正规金融机构面临的违约风险高于正规和半正规金融机构。不过，Khanker & Faruquee（2003)也发现非正规金融机构提供贷款存在如下弊端：成本高，多为短期贷款，用于消费用途的较多，在规模上不足以促进农业投资并带动农业增长。
从农业产业价值链入手， Conning & Udry（2005）研究了美国农产品销售商、供应商等作为金融中介机构在农业生产各个环节上提供资金支持的经验：参照农户之前的信用记录调整每一期的分期付款额度；销售商实地考察农户生产情况，再做出贷款决定；供应商采用实物贷款方式，如种子、化肥、运输券，而非现金方式，直接控制贷款用途，并采取积极的贷款监督措施，提高贷款的安全性。
四、政策性农村金融资金的运营
在新的农村金融研究范式下，由于存在市场失灵，包括资金供给者的垄断性势力、信息不对称以及资金供给者对农业经营风险的不合理评估等问题，仍然需要政府介入农村金融市场。围绕政府干预农村金融的方式的选择以及政策的有效性，干预后农村福利提高等问题，国外学者存在分歧。
一派学者认为，政府的资金能够提供启动资金，促进农村经济发展。Honohan (2008)认为政府提供的贷款补贴、贷款担保可以缓解逆向选择问题，促进资源向低收入群体及地区配置。这在短期内可以促进净贷款量的增加，从长期看能鼓励农业家庭开创家庭商业，并借助创业活动带来的正外部性提高公众福利水平。另外，在发生信用危机的特殊情况下，政府的支持还可以增加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信心，保持贷款发放水平，稳定经济增长。Yaron (1994)的研究则证实国家或者捐赠者提供的资金支持，无论是否辅以低利率的优惠条件，都能够为初始阶段的农村金融机构提供充足的流动性。
另一派学者则认为贷款补贴、贷款担保等政府支持的项目对于市场竞争的效率存在不利影响，无法消除农业资金供给不足的问题。Swinnen & Gow （1997）认为政府贷款补贴会带来财政赤字增加，对通货膨胀升高、名义利率水平上升形成了压力，背离了降低贷款利率、提高贷款可获得性的初衷。Koester（2001）认为以匈牙利为代表的许多中东欧国家依赖财政拨款，或者借入国外资金，建立起信贷保证金制度，以鼓励正规金融机构发放农业贷款，但该制度适用对象只局限于国有银行等银行机构，对私人借贷资金有挤出作用。Jensen (2000) 同样发现农庄信贷系统（FCS）这一政府支持机构虽可以提高农村地区贷款供给，增强市场竞争性，稳定利率水平，但是在市场失灵问题并不突出时，则挤出了私人资金，造成了社会福利的损失。Petrick（2004）认为，波兰政府20世纪90年代采取了一系列贷款补贴措施并没有消除“信贷配给”问题，补贴资金对农业生产投资的边际影响小于1，说明资金没有全部用作生产结构性调整，很可能用于消费用途。
还有一派学者从社会福利角度考察，认为政府支持农村金融的政策措施不一定能够带来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Jensen(2000) 认为借款者相当于持有一个买入期权，基础资产为贷款抵押物，期权价格为贷款本金及利息。政府的贷款补贴人为压低了贷款利率，导致期权价值被低估，这部分价格扭曲就是政府担保的价值，使得贷款违约成本从资金供给者转向了纳税人，并未消除农业贷款的内在风险，却可能造成净福利损失。Honohan (2008)认为政府贷款担保存在对违约损失估计不足，过分注重短期政治效应等问题，因此应明确提高社会福利目标、加强核算和审计，提高项目透明性。
总之，在新的农村金融研究范式下，政府对农村金融市场的调控应当从直接干预向完善制度建设的间接干预转变。Trzeciak-Duval(2003)认为，政府应坚持发挥金融中介的作用，而非向重点保护的农业领域直接提供贷款；应自觉承担起完善金融中介市场建设、完善法律框架、监管金融机构等职责，降低农村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此外，政府还应明确土地产权制度，并在农业生产相关的公共品的提供，包括支持科研、发展交通运输，甚至引导农业旅游开发等方面有所作为。Koester（2001）认为政府在降低市场失灵、完善制度设计要有所作为：一是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促进农业生产者对现代金融服务的了解；二是制定稳定的货币政策、农业政策、保险政策，建立私有信用评估机构、完善市场信息系统，降低农村金融市场不确定性；三是明晰土地所有权，建立透明的抵押制度，为农村金融体系发展提供保障。
五、国外农村金融理论简评
从国外研究结果来看，随着农村金融研究范式的转变，市场成为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中心。提高农村金融体系的效率和公平性，要求银行、小额贷款机构、非政府组织等各类主体在控制风险，提高盈利性的基础上，服务群体各有侧重、相互配合，扩大金融服务覆盖范围，以便构建起完备的金融服务体系。
对商业性金融机构而言，在农村地区开设分支机构，让更多的农村居民可以获得资金支持，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是这类机构面临的公平性目标。而让农村金融业务具有可持续性，商业性金融机构需要建立更为准确的信用风险度量模型，并通过二级市场等方式分散风险，合理做出贷款决策、资产配置等决定；按照农村金融业务需求进行组织结构、股权结构设计；进行产品创新，诸如发展农产品期货、农产品价格联动贷款等，对冲农业风险，扩大农村地区市场需求。
小额信贷机构发展的最初动机在于消除抵押物限制，为贫困人口提供资金支持，小组贷款、村银行贷款、个人贷款等不同贷款模式各具特色，联合贷款、同行监督等独特的贷款制度设计，使得小额贷款公司有效地缓解了逆向选择、道德风险问题，实现可持续经营。不过，随着农村金融领域竞争的激烈化，小额信贷也要在业务创新以及承担风险的能力方面有所提高。
非政府组织、农业合作社、私人贷款者等金融机构是正规金融机构的有力补充。非政府组织在实现政策性目标的基础上，为农村金融市场引入竞争机制，避免形成市场垄断势力。农业合作社、私人贷款者在缓解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问题方面具有的信息优势，与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优势相结合，有助于提高金融服务对农村居民的可获得性。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沿着农产品价值链鼓励原材料供应商、批发商等作为金融中介，同样可以进一步扩大农村金融资金来源，更为安全、有效地支持农业生产。
在依靠市场作为资源配置主要手段的农村金融研究范式下，政府应对市场失灵、健全农村金融体系的手段，应从贷款补贴、控股农业发展银行、成立政府支持公司等“治标”的干预方式，向“治本”的方向转变。一是着力于明晰产权制度、建立和完善法律体系，为农村金融发展的构建有利制度环境。二是加大对农业生产技术研发方面的投入，促进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提高，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其信用水平及获得贷款的可能性，为农业生产和农村金融市场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总之，农村金融体系建设中不存在“标准范式”，不仅目标选择上面临效率和公平的权衡，资金供给主体在制度制定、模式选择时同样面临权衡取舍。金融系统效率的提高，应结合各国、各地的实际情况做出合理选择。
参考文献：
Aleem, Irfan. Imperfect Information, Screening, and the Costs of Informal Lending: A Study of a Rural Credit Market in Pakistan, World Bank Economics Review, 1990
Armendáriz de Aghion, Beatriz and Gollier, Christian. Peer Group Formation in an Adverse Selection Model,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10, No. 465 (Jul., 2000), pp. 632-643
Armendáriz de Aghion, B. and J. Morduch. Microfinance Beyond Group Lending”.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8(2000), pp. 401-420.
A.V. Banerjee, Contracting Constraints, Credit Marke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 Dewatripont, L. Hansen, S. Turnovsky (Eds.), Advances in Economics and Econometrics: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3.
Barboza, Gustavo and Trejos, Sandra. Micro Credit in Chiapas, México: Poverty Reduction through Group Lending,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Vol. 88, Supplement 2 (2009), pp. 283-299
Basu, Karna: The Provision of Commitment in Informal Banking Markets: Implications for Takeup and Welfare
Cole, Shawn Fixing Market Failures or Fixing Elections? Agricultural Credit in India,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Volume 1, No. 1, Jan.2009, 219-250(32)
Conning, Jonathan. and Udry, Christopher. Rural Financial Marke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Handbook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7, Volume 3, 2857-2908
Ghatak, Maitreesh. Group lending, local information and peer selec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60.27–50
Jensen, Farrell E. The Farm Credit System as a Government-Sponsored Enterprise, 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 22, No. 2 (Autumn - Winter, 2000), 326- 335
Jin, Yufei and Turvey, Calum G. Hedging Financial and Business Risks in Agriculture with Commodity-Linked Loans, Agricultural Finance Review, 2002
Lerman, Zvi and Parliament, Claudia: Financing Growth in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 15, No. 3 (Sep., 1993), pp. 431-441
Koester, Ulrich. Agricultural finance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the 1990s and challenges ahead
Madestam, Andreas. Informal Finance: A Theory of Moneylenders, Working Paper n. 347 December 2008; Revised July 2010
Manfredo, Mark R. and Leuthold, Raymond M. Value-at-Risk Analysis: A Review and the Potential for Agricultural Applications, 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 21, No. 1 (Spring - Summer, 1999) 99-111
Mathijs, Erik and Swinnen, Johan F. M.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and Efficiency during Transi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East German Agriculture,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83, No. 1 (Feb., 2001), 100-107
Petrick, Martin. Farm Investment, Credit Rationing, and Governmentally Promoted Credit Access in Poland: a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Food Policy 29 (2004) 275–294
Pham, Thi Thu Tra and Lensink, Robert. Household Borrowing in Vietnam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Default Risks of Formal, Informal and Semi-formal Credit, Journal of Emerging Market Finance, 2008 7:237
Poole, Nigel. The NGO Sector as an Alternative Delivery System for Agricultural Public Services,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Vol. 4, No. 2 (Jun., 1994), pp. 100-111
Sherrick, Bruce J. and Peter J. Barry, Paul N. Ellinger. Valuation of Credit Risk in Agricultural Mortgages,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 82, No. 1 (Feb., 2000), pp. 71-81
Swinnen, Johan F. M. And Gow, Hamish R. Agricultural Credit Problems And Policies During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Policy Research Group Working Paper 1996 No. 6
Stiglitz, Joseph E. Peer Monitoring and Credit Markets,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4, No. 3, A Symposium Issue on Imperfect Information and Rural Credit Markets (Sep., 1990), pp. 351-366
Swinnen, Johan F. M. A Positive Theory of Agricultural Prote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 76, No. 1 (Feb., 1994), pp. 1-14
Trivelli, Carolina et al.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Banking: Lessons from Latin America? 2007
Trzeciak-duval, A. Agriculture finance and credit infrastructure-conditions, policies and channels, Agriculture Economics. – CZECH, 49, 2003 (3): 106–112
Yaron, Jacob. What Makes Rural Finance Institutions Successful,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Vol. 9, No. 1 (Jan., 1994), pp. 49-70
原载于《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11期，未经作者允许请勿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