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思想的发端，主要是由当时社会条件下的物质基础所决定，并且往往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偶然性。然而一种思想的发展和演进，则需要更多的外在条件来支持，比如教育制度和文化环境。这些领域的支持活动，通常称之为“思想启蒙”。民国时期，社会工商诸界对于新式金融理念和人才的需要越来越旺盛，同时国内教育体制受到西方影响进行了大范围的改革，各方力量促成先进的西方金融思想在全国迅速普及，进而又推动国人创办新式金融的浪潮。金融学教育、金融思想的传播以及金融业的繁荣，共同演绎了民国时期的“金融思想启蒙运动”。
此次“金融思想启蒙”自清末开始，贯穿民国始终。以今天的视角来看，这场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可能远未结束。社会主义中国在建设现代金融的过程中，仍然走着一条不断借鉴西方金融思想的道路，无论普通百姓还是金融从业人员都比较缺乏现代金融意识，建立现代意义上的金融体系任重而道远。以史为鉴，探寻百年前金融思想产生、传播和发展的历程将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本文拟从金融学教育的内外部制度环境着手，研讨证实民国时期金融学教育得到充分发展，开设金融专业的大学和金融专科学校由无到有，由少到多，与来自教会学校和留学教育的外界影响相互作用，极大地推动了西方金融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成为中国金融走向现代化道路的基础性因素。
一、近代金融学教育的内部制度沿革
第一，从“壬寅学制”到“癸卯学制”。无论是“壬寅学制”还是“癸卯学制”，都是在清末政权摇摇欲坠的环境下匆忙从近代欧美学制移植而来的应时之举。由于最根本的社会制度没有改变，教育体制的革新更多只是起到了形式上的启蒙作用，而无法发挥实效。
到清政府灭亡时止，中国人创办的近代大学仅有四所，而且分科大学直到1910年才正式招生。在这种条件下，高等金融学教育是无从谈起的。但是，近代学制的改变，毕竟为西方先进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新的环境，各所学校开始了商科和理财学教育；经济学著作增多起来，但基本上都是由各学校组织或教员编译的。
第二，民国金融学教育的曲折发展。民国成立伊始，教育部进行了一系列的学制改革。1912年9月，颁布新的学制系统，即“壬子学制”。之后又相继公布了《大学令》、《专门学校令》和《大学规程令》，该学制对“大学”的概念作了严格限定。“壬子学制”中，商科仍然是高等教育的重点学科，分为银行学、保险学、外国贸易学、领事学、税关仓库学、交通学六门。值得注意的是，壬子学制!中的法科包括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三门，将“经济学”归入法科而非商科，表明当时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之间存在一定的断裂现象。
民国初期，新学制为金融学教育提供了有利的制度环境，同时由于民族资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迅速发展，社会急需各类经济、金融专才。教育界应时而动，加快了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建设进程。在这一时期，国内高等教育蓬勃发展，除上述公立学校之外，教会学校和私立院校也纷纷开设商科或经济科。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私立学校的开设，最初资金来源是由金融界提供的。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高等教育发展进入了相对稳定的调整期。决定对当时的高等教育进行整顿，以提高质量为目的，使其内容充实、程度提高，不再作数量上的扩充。与此同时，教育当局更加注重实用科学， 开始着手大力调整院系结构，重点是裁撤合并文法学科，由于在不少大学中金融学和经济学分属商科和法科，这次调整对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上述方针指导下，全国大学中商科的招生人数保持了谨慎的增长。在招生规模上，商科始终位于法、文、工、理、教各科之下，发展有所限制。
抗战初期，受战争及政府教育方针的影响，商科教育的规模十分有限，研究生数量缩减为零，在校人数远远低于文、法、理、工诸科。随着战局趋于稳定，国内、国际金融活动逐渐恢复，对商科人才需求也不断增多。商科教育经历了较明显的由低落到繁荣的复苏过程。至民国中后期，各大学教育体制日臻完善，社会各界对金融的重要性也愈加了解和关注，金融教育界和学术界空前繁盛，金融学隐有成为“显学”之势。
二、教会学校与海外留学对金融学教育的外部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金融的现代化历程是由外部因素推动的。近代以来，西方金融思想通过各种形式被引入到国内，带来了先进的金融体制、组织方式以及经营理念，并且伴随着新式金融业的产生和发展不断地传播开来。其中，教会学校和海外留学是新式金融思想的主要扩散途径。
第一，教会学校。外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对近代金融学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传统的中国社会历来有“贵义贱利”的价值指向，尤其在教育领域内，谈论个人财富被视为“雕虫之技”甚或“奇技淫巧”，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更罔论展开金融知识的教育。当17世纪初叶现代金融制度的雏形在西方出现时，中国仍然行进在传统经济的道路上，对银行、股票、交易所等新式金融概念毫无知晓。因此，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的发端，必然脱离不了外来因素的影响。外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最早打开了西方金融思想进入中国的大门。
教会大学对于金融思想的传播，最初只是西方人士出于自身利益来华活动而产生的副产品，其主要目的是要通过宗教和科学培养“自己的人们”，最终统治中国。随着20世纪20年代国内“非基督教运动”的蓬勃兴起，教会学校对于爱国青年的吸引力日渐降低。更多的知识青年选择出国留学去主动地学习西方先进思想，他们学成归国后投身学界或实业界，极大地推动了民国社会的现代化历程。
第二，1847年，容闳远渡重洋赴美留学，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作为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位中国留学生，容闳曾将美国1857 年《国家银行法》译为汉文，使人们得以初窥美国的现代银行制度。也正是在容闳的极力推动下，中国正式掀开了海外留学的序幕。
甲午战败之后，举国震惊。日本的明治维新成为国人学习的榜样，清政府也将向日本广派留学生作为培养“新政”人才的快捷方式，鼓励赴日留学。在20世纪最初20年里，中国留日学生的总数超过了6万人。在学习经济学和商科的留日学生中，涌现出了盛俊、戴霭庐、贾士毅、赵兰坪、孙拯、杨汝梅等知名金融学者，他们学成归国后专于研究和教学，为传播西方金融思想作出了重大贡献。值得注目的是，民国许多著名银行家也都有留日的经历。
对近代中国金融思想传播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策源地是美国。20世纪初，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逐渐增多。留美的商科学生在质量和层次上明显高于留日学生。留日学生中大学毕业有经济学学士学位者很少，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一个都没有。而同期留美学生中，有80%以上是从大学和研究院毕业的。马寅初、李权时等人更是获得哥伦比亚的经济学博士学位，拥有极高的理论素养。他们归国之后，很快成为国内金融学界的领袖人物，深刻地影响了民国金融思想的内容和走向。由于欧美是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其金融业无论从发展规模还是创新程度都处于世界各国前列，金融理论自然最为发达。在欧美取得学位归国的青年学者，能够将最前沿的金融思想和教育方法带回国内传播，并结合中国实践展开研究。这使得民国时期的金融学教育和研究，从一开始就与国际接轨，从而处于较高的层次。
三、对近代金融学教育的评论和思考
近代金融学教育的历史意义复杂而深远。从外在形式上看，金融学教育是金融学科产生并不断发展的过程，为金融学研究和金融实践活动准备了基本的理论工具和制度保障；从内容本质上看，它是近代金融思想的一次连续启蒙运动，为中国由传统金融向新式金融的转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第一，金融学科的建设与完善为传播和发展现代金融思想创造了良好的平台。中国的传统金融与始于西方的现代金融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功能上，传统金融以经营货币兑换和存放款为主，依存于商业的发展而发展。而现代金融功能更加强大，除基本的存放款业务之外，更主要的是发挥为扩大再生产所需资金调剂余缺的作用，与工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在形式上，传统金融以“钱庄”、“帐局”、 “票号”等为组织形式，而现代金融则以“银行”、“保险公司”、“证券交易所”等名目出现。
上述不同之处对近代国人的冲击是十分强烈的。无论是那些经营票号、钱庄已逾百年的商人家族，还是早已习惯于和典当行、高利贷打交道的普通百姓，要接受全新的现代金融，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思想的启蒙。金融学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从改变人的观念开始，以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式，在固定的时间和空间，以科学的方法引导人们学习和认识先进的金融制度、金融理念, 逐渐摆脱传统金融思想的束缚。在此意义上，金融学教育可视为中国近代金融思想发展的根基。
第二，金融学科的繁盛与金融学者的学术贡献交相辉映，构成近代金融思想的基本图景。论及近代金融思想的传播，不能不涉及大学中商科和经济系的培养制度，论及近代金融思想的发展，则不能不提到那些心系民生而学养至深的大师们。抗战之前的民国时期被称为中国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生活安定，教授学者能够精心育人、专心治学，使得当时大学教育朝气蓬勃, 学术贡献硕果累累。
民国中后期，国内各所著名大学的金融学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将西方金融思想源源不断地传播到国内，不仅培养了大批从事金融研究和实践的人才，也通过各种渠道将现代金融理念扩散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与此同时，以马寅初、杨荫溥、姚庆三等人为代表的一批金融学者，针对时局悉意研讨，著述颇丰，在介绍西方先进银行、货币理论的同时，提出了大量极具现实意义的金融政策和主张，成为当下研究民国金融思想的主要内容。
第三，西方金融思想的传入对金融思想启蒙的意义尤为重大。事实上，清末民初从整个西方世界引入的金融思想，也奠定了中国金融的“基层结构”：不仅使得现代金融的概念框架初步形成，同时引进了大量金融学研究的主流方法。当然，民国时期金融学的教育与研究还有很多弊端。最大的问题是忙于“搬运”西方金融理论和实践制度而鲜于创新。一方面，这是由民国金融发展的初始阶段所决定；另一方面，也和国内金融学界的总体研究水平有关。
原载于《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摘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