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原文载《中国金融》2010年第22期）
2010年11月12日
，G20首尔峰会通过了《首尔峰会宣言》，确认了此前在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上通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改革方案，并承诺继续推动和落实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此次IMF份额改革方案有三点最为引人注目：第一，发达国家将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超过6%的IMF份额；第二，份额被严重低估且经济富有活力的“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全部进入前十名；第三，中国所持有份额从目前的3.72%升至6.39%，投票权也将从3.65%升至6.07%，中国IMF份额跃居全球第三。
份额是各成员国在IMF中所持有的基金股份，反映了成员国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相对地位。份额主要有四个作用：一是决定了成员国向IMF认缴的资金数额，构成IMF主要资金来源；二是决定了成员国投票权的大小；三是决定了可以获得IMF贷款的最高限额；四是决定了可以从IMF获得特别提款权(SDR)分配的数量。投票权等于基本票和认缴份额所代表的加权票之和。每个成员国都拥有250票，反映了主权国家平等的原则。此外，每增加10万SDR份额便增加1票，反映了成员国的经济实力。
此次IMF份额改革是IMF有史以来针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最大份额转移方案，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首先，改革意味着IMF正在适应世界经济版图的多极化发展趋势，将有利于增强IMF的合法性、可信性和有效性。其次，这也是一次明显的权利东移，赋予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更多的话语权，使它们第一次站到了国际金融舞台的中央。再次，改革也标志着以G20为首要平台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治理全球金融秩序的新时代的到来。最后，中国份额的大幅提高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IMF份额改革的主要历程
2006年9月，IMF新加坡年会迈出了份额改革的第一步，对中国、韩国、土耳其、墨西哥进行了小幅上调。国际金融危机凸显了对IMF治理机制进行改革的迫切性。经过多次G20峰会的推进，IMF份额改革进程加速。
2009年4月，G20伦敦峰会定下份额改革基调。G20伦敦峰会上，领导人对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和IMF增资等问题达成了共识，决定强化IMF在国际金融体系的中心角色，将IMF的资金规模增加至现在的3倍，由2500亿美元增加到7500亿美元，以确保IMF有足够资源以帮助陷入困境的国家。领导人还要求IMF把第14次份额总检查提前到2011年1月，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和代表性。伦敦峰会使IMF成为最大的受益方，并为接下来的份额改革定下了基调。
2009年9月，G20匹兹堡峰会达成份额改革框架协议。伦敦峰会使IMF进行了1998年以来的最大规模的普遍增资，但相对份额比例却没有调整。在9月份G20匹兹堡峰会上，IMF份额改革成为各方利益博弈的焦点。发展中国家认为，IMF应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至少7%的份额，而发达国家认为不能超过5%。最终领导人达成的协议使IMF份额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决定将发展中国家的份额提高至少5%，并宣布G20将取代八国集团(G8)，成为今后讨论全球经济议题的首要平台。
2010年4月，IMF与世界银行春季联合会议实现改革突破。在IMF与世界银行的春季联合会议上，世界银行率先兑现G20匹兹堡承诺，通过了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的改革方案，自此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上升了3.13%达到47.19%。其中，中国在世行的投票权从2.77%提高到4.42%，跃居第三位。世界银行投票权的重新分配较好地反映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要求提高话语权的正当要求，对接下来的IMF份额与投票权改革具有很好的示范效应。
2010年6月，G20多伦多峰会宣布份额改革最终期限。G20多伦多峰会发表了《多伦多峰会宣言》，宣布IMF份额改革将在2010年11月G20首尔峰会之前完成。此前不久，韩国釜山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肯定了世界银行在投票权改革和增资方面取得的成果，同时提出将建立一套反映各国经济实力等内容的份额动态调整公式，逐步实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平等分享投票权的目标。多伦多峰会还就IMF份额改革的细节，如指标转让者、指标获得者、指标转让规模、指标获得规模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
2010年10月，G20财长和央行行长庆州会议达成份额改革历史性协议。作为G20首尔峰会的准备会议，韩国庆州会议就IMF份额改革达成历史性的一致意见：首先，发达国家向代表性过低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超过6%的投票权，使后者总体份额升至42.29%；其次，欧洲国家将让出两个执董席位给发展中国家；再次，“金砖四国”的份额都将有所提升，全部进入前十名；最后，中国持有份额将从现在的3.72%升至6.39%，成为IMF第三大股东国。庆州会议后不久，IMF执行董事会通过了该会议所提出的份额改革方案。一周后，G20首尔峰会对该方案进行了正式确认。
IMF份额改革对中国的影响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份额低估国，中国的份额在此次IMF改革中终于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此次份额改革的成功既是中国金融外交所取得的重大胜利，同时也是中国在走向金融大国的道路上所必须迈开的关键一步。这次改革使中国成为IMF的第三大股东国，将具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带来了新的起点与机遇。但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中国要承担更多的责任，面临新的考验与挑战。
份额改革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此次改革既是中国经济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增加的体现，也是世界对中国经济实力的认可。中国应抓住此次改革带来的新机遇，加快自身发展：进一步加强与IMF的合作关系，推动中国经济稳定增长；促使人民币国际化，争取加入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实现贸易大国向金融大国的转变，与发达国家在金融领域开展互利双赢的竞争；推动G20机制化使之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实质性作用，进一步使中国的份额提高到与其总体经济实力相符合的水平。
份额改革也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挑战。此次份额改革在给中国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份额改革使中国将面临新的权责匹配问题，未来如何争取利益和履行责任是需要时间来摸索的课题；中国在IMF中赢得更多的话语权，就必须表现出相应的全球治理能力，使其面临提高自身全球治理能力的考验；中国话语权的提高会增加与美国、欧洲、日本以及主要发展中国家产生摩擦的可能性，需要妥善处理与这些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中国还必须清楚认识到份额调整是动态性的，未来更应加快自身经济发展，以确保其份额稳定或提高；IMF仍需进行一系列的后续改革，中国如何继续有效推动其改革也是难题。
IMF未来改革的展望
此轮份额改革是IMF成立65年以来历史上最重要的治理机制改革，提高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份额改革固然是IMF内部治理机制改革的核心，但IMF治理机制还存在着诸多遗留问题。此外，作为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机构载体，IMF的对外职能还要进一步完善，与之紧密相连的国际货币体系还需进一步改革。因此，未来IMF的改革，首先应积极处理治理机制方面遗留的问题，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进行：
决策机构应更加均衡。IMF的决策机构理事会、执董会及总裁仍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控制世界金融秩序的主要工具之一。首先，理事会中决策实行加权表决和多数票原则，这使得IMF中份额占优势的发达国家占据决策的主导地位。其次，尽管此次改革使欧洲出让两个执董会席位给发展中国家，但执董会的成员分布仍然不平衡，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劣势地位。最后，作为一项不
成文的君子协定，
IMF总裁向来都是由欧洲人担任，其选拔程序也不透明。因此，未来IMF应扩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在执行董事中席位以及提高总裁选拔的透明度。
政策制定程序应更加公正。上述决策机构结构的不均衡还会导致其决策程序的不公正。一方面，IMF政策制定程序是协商一致和投票表决相结合，而协商一致往往被发达国家所主导，实质起作用的是加权表决。加权表决基础上的多数表决原则使得少数发达国家在决策中占据支配地位。IMF中很多重大事项需要85%的投票权通过，而美国拥有实质上的“一票否决权”。另一方面，IMF中各成员国分配的基本票始终固定不变，而总票数随着份额的增加而增加，稀释了基本票占总票数的比例，使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得不到应有保障。因此，未来IMF应改变美国“一股独大”的现象，同时增加成员国基本票数，使其政策制定程序更加公正。
工作人员应更具多样性。未来IMF应注重在全球范围内招收工作人员，改变以往70%～80%的工作人员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现状。增加发展中国家背景的工作人员比例，以便加强发展中国家与IMF的沟通与合作以及增强其在IMF的发言权；同时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背景和知识结构的多样性，以便更好地处理世界经济迅速变化中所出现的新问题。
其次，还应当对IMF的外部职能进行改革，使其更有效地应对全球经济和金融迅速发展所带来的新挑战。目前IMF陷入了较为严重的职能困境。IMF传统职能是监督和协调汇率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方面、为成员国提供贷款和技术援助。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类金融危机此起彼伏的情况来看，IMF主要职能更应该体现在对成员国的经济行为监督、金融危机的预警与救援、全球系统性风险防范以及维持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上。
最后，IMF的改革仅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一部分，而后者的改革往往更重要，更具实质性，更具影响力。现行的“牙买加体系”具有“一超多强”和无序性特点，既没有建立稳定货币体系的机构，也没有制定硬性的规则和制裁手段。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元几乎不受任何约束。近期美国政府所推行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更是引发了世界各国对美元进一步疲软和热钱不断涌入新兴市场所带来资产泡沫的担忧。因此，必须改革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特别是应当尽快建立有效监管国际储备货币发行者的机制。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超国家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以确保其更平衡、更稳定、更公平。
总之，IMF的改革仍有待进一步深化，不能期待在短期内对现行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根本性的变革。而完善且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最终建立也需要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世界各国求同存异，化解分歧，凝聚共识，携手并进。因此，未来IMF改革之路虽然漫长而又艰难但前景明亮向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