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我认为，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的基本出发点和重要前提是，认真识别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的各种主要风险，并对风险的载体、主要风险诱发因素、风险的传导机制、风险的容忍度等加以认真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采取有效的风险防范和管理手段。
金融危机留给人类最重要的教训之一就是，不管是对一个企业来说，还是对一个行业甚至一个国家来说，经济学上讲的“成本－收益分析”都必须建立在对风险源、风险容忍度以及风险可控性等问题认真、深入、全面的分析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资源，减少成本、获取收益，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风险管理的首要步骤是识别风险。从国家宏观层面来说，我认为目前需要给予格外重视的风险源来自于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 高度复杂、联系广泛且脆弱的金融体系。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由自身的运作机理和特性所决定，其双刃剑的作用非常突出。如果良好运行，它能够对实体经济乃至科技、经济、社会等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但如果发生哪怕很小的纰漏，都不仅将导致整个体系的瘫痪，而且对实体经济和整个经济的运行产生巨大的破坏力量。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了这一点。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金融体系已经初步建立，但离成熟、规范的标准还有相当的距离。在对外开放程度还不高、金融创新产品匮乏的情况下，我们躲过了一些劫难；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金融开放的程度必然会越来越高，金融创新的步伐也必然加快。金融是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还是破坏性力量，取决于我们能否更好地识别风险点，建立风险防火墙，取决于我们的监管水平。
第二, 具有潜在威胁的“三农”问题。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这可以从10 %左右的农业产值和9亿多农民人口反映出来。“三农”问题是我国政治、经济的基础性问题，对我国具有特殊的含义。从农业来看，它除了面临着与其它产业类似的价格波动，需求变化，政策因素等方面的风险以外，其自身的属性决定它受自然因素的影响极大。随着农产品全球化程度的提升，我国农业更容易受到全球农产品市场的影响，粮食安全问题面临巨大的挑战。从农民来看，受教育程度问题、人口结构问题，特别是老龄化和贫困问题都相当严峻。我们现在谈城市贫困人口，但实际上，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和相对比重均超过城市人口；而且，由于农村流向城市的人口年龄较轻，大规模劳动力流动的结果导致农村的老龄化问题比城市更加严重。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乡村年龄在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达到8.1%，已经高于镇（6.0%）和城市（6.7%）的老龄化比率。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管理“三农”风险，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增收困难、巨大的乡村负债等问题不能得到尽快解决，由此引发的经济安全和社会问题都会非常严重。
第三, 恶化的生态环境。长期以来，我国采取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导致我国经济的增长是以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的过度破坏为代价的。研究表明，我国因工业化所引起的环境污染速度已大大超出工业化自身的速度，各种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逐年上升。据统计，上世纪50年代年均损失为480亿元，60年代为570亿元，70年代为590亿元，80年代为690亿元。按1990年的可比价计算，1990年以后，自然灾害造成的年均损失均超过1000亿元。生态恶化的问题再不引起高度重视并得到有效解决，必然引发严重的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我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前景堪忧。
第四, 不协调的发展和失衡的结构。投资和消费失衡，消费率偏低；城乡和区域发展失衡；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于GDP的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行业收入差距悬殊；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比重中偏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偏低的问题严重。由不协调的发展和失衡的结构所产生的最大风险是，有限的资源不能得到有效配置；经济的长期增长乏力；民众对改革产生抵触心理，社会矛盾激化。
第五, 不健全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我们主要从养老、医疗这两个主要方面来看。首先，人口老龄化问题。我曾经说过，人口老龄化是一个日趋严重的世界性问题。而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和医疗技术手段的提高，加上巨大的人口基数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等因素的交织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未富先老”的中国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养老问题都更加严峻，庞大的老龄人口将成为决定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各种重要因素中的重中之重。人口老龄化给社会保障体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和冲击，这主要表现在养老金收支缺口加大，基本覆盖不足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不足以支持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发展等各种风险。从医疗保障来看，资料表明，全球性流行病、传染病频发、很多慢性病已经成为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各种疾病带来的医疗费用的大幅攀升和人们健康、生命的丧失将会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
第六，腐败和商业贿赂的蔓延。从近些年来披露出来的大量政府官员的腐败案件和商业贿赂案件中，我们一方面看到了执政党对惩治腐败和商业贿赂的决心和力度，但另一方面也看到了腐败和商业贿赂在中国的严重程度。腐败和商业贿赂的蔓延，不仅降低了政府在百姓中的威信，而且会给那些对改革有误解、或者反对市场化改革的人以口实，从而增大深化改革的阻力。
综上所述，我们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把握我国从宏观层面来看的风险及风险管理的特性：
首先，要从系统的角度来认识、识别、防范和管理风险。我们当前面临的上述主要风险涉及到经济、金融、自然、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由于社会是一个大系统，来自这个系统内的不同载体所产生的风险是可能相互传递、广泛蔓延，而不仅仅只是局限于某个领域的。比如，悬殊的收入差距问题看似一个分配结构问题，但如果放任不管，将会演变为重大的社会问题。生态恶化看似自然环境问题，但会在极大地威胁人民生命财产的同时，严重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的不完善所产生的风险会极大地降低人们对未来的稳定性预期，由此影响人们当前的消费，从而阻碍由消费所拉动的长期经济增长。腐败不仅仅只是一个降低政府在民众中的公信力的问题，所造成的也绝不仅仅只是动辄几千万、甚至上亿的经济损失，而是从根本上摧毁了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扼杀了人们创新的意愿，而它们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同时，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金融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中国和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的情况下，国际社会的风险更是会通过商品、资本、货币的流动而采取跨国、跨境、跨业的方式传入我国。这就要求我们在识别、防范、管理风险时一定要有全球化的视角。
其次, 要从动态的角度认识、识别、防范和管理风险。社会在变，风险也会变。今天的经济总量、社会形态等与改革开放前、与20年前、甚至与10年前、五年前相比都有很大的差异，相应来说，风险的总量、类型和结构也会发生变化，我曾将我国的风险状况概括为“风险总量增大、风险类型增多、风险结构复杂。既然风险在变，防范风险的手段、措施也要不断地更新、变化才能真正做好风险管理工作。
再次，对风险要有辩证的认识。科技创新会带来风险，而不创新虽然没有由创新可能带来的风险，但却可能导致经济发展乏力，财富增长缓慢，这对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准、提高综合国力，参与国际竞争来说可能是更大的风险。金融创新也是一样，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可能会带来潜在的风险，但如果因害怕风险而停止创新，则将导致由不发展所带来的更大的风险。所以，真正有效的风险管理应当是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提高风险的容忍度，以更大限度地获取由承担风险所带来的收益。
鉴于风险的这种综合性、交叉性、动态性特点，我认为应当尽快建立起一套国家宏观综合风险指标体系和风险预警管理系统。使用现代风险管理技术，分析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潜在和显性的风险因素，建立经济、社会、政治、环境等风险指标子系统。对各种风险的载体、主要风险诱发因素、风险的传导机制、风险的容忍度等进行认真研究，探讨防范、控制和管理风险的各种有效措施，由此为国家发展规划与决策提供系统的思维框架和可靠的科学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