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8797威尼斯老品牌、牛津大学和欧洲中国留欧经济学会共同主办的“中国与世界：危机调整 共创繁荣”国际研讨会于
2010年9月17日
在8797威尼斯老品牌隆重举行。牛津大学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牛津大学中国增长中心（CGC）主任约翰●奈特教授在会上以“中国的宏观失衡是可以持续的吗”为题发表了主题演讲。
奈特教授从国民收入帐户等式入手，通过简单的变换揭示出2004年以来中国经济显著呈现的对内对外两个宏观失衡：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消费占GDP50%，投资占40%）；进口与出口之间的失衡（净出口占GDP的6%）及其相互关系 （GDP-C）- I = X – M，两重失衡不仅给中国经济，也给世界经济增加了不确定性。等式显示，投资的大量增加是两个失衡存在的关键，而投资繁荣主要来自于企业部门，背后的诱因是1998年，尤其是2002年之后企业投资回报率的不降反升，国有企业改革和有盈利能力的出口部门的不断扩张则是回报率上升的保障。投资的来源是储蓄，即GDP-C：居民户的储蓄增加源自社会转型期的众多需求；企业的储蓄/利润比始终稳定在60-80%之间；政府因着眼于长期政治利益而进行的积累都为此做了贡献。中国在经常项目项下的巨额顺差X – M增长主要出现在2004年以后，与重新加入WTO的时间有三年的时滞，原因可能在于挖潜劳动的低成本优势、塑造出口能力需要一定的时间，数据显示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定位已经从劳动密集型行业转向了机械运输设备等资本密集行业的最后加工环节；人民币汇率政策和过剩的产能也都促进了贸易顺差的增加。那么，目前的人民币汇率政策能延续下去吗？奈特教授进行了开放性的成本收益分析：即贸易关系恶化、资产泡沫堆积等风险与促进出口、防止游资投机和外汇资产保值等得益的对比。
进一步地，在政策建议部分，奈特教授指出尽管内外失衡纠偏政策不可能截然分开，但仍可以分开来讨论，对外部失衡来说，调整人民币汇率是关键。比较可行的做法是一步基本调整到位后，再盯住贸易权重一揽子货币进行浮动；对内部失衡来说，增加公共政府支出和减少公众的不安全感从而降低储蓄是可行的做法。
在结论部分，奈特教授指出由等式可推知，内外失衡的共同本质是消费在代际之间的转移，目前的低消费意味着今后的可能高消费，这种消费后移的偏好是由中国的“唯增长”政策倾向带来的居民户可支配收入增加能够满足目前居民户的消费增长预期所决定的。那么，这种状况可持续吗？对内来说，包括金融危机、社会动荡等在内的突然的负向冲击可能会破坏投资获得高回报的正向循环，因此要加以防范；对外来说，继续保持高额的外汇储备有以下风险需要加以考虑：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美元为主外汇资产的保值；与人民利益的关系。如果因保持高额顺差而导致贸易伙伴的报复，继而被迫进行汇率调整，对中国来说将是最坏的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