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南军
当下，金融危机成为各种论坛、会议的主题，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也如火如荼。政府官员也好、学界专家也好，企业领袖也好，针对金融危机，这个也探讨“深层原因”、那个也探讨“深层原因”， 力促建立“完善的制度”和“有效的金融危机预警体系”，非要找到根治金融危机的良药不可。然而在历史上，李嘉图、朱格拉、马克思、熊彼得、凯恩斯等人对金融危机都经历、思考和论述过，金融危机却一再发生，难道是因为他们毕生都在研究金融危机的“浅层原因”吗？而今天我们的官员学者们开几个研讨会，弄几个课题就能把这次“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都给摸清了？就能保证今后不再发生金融危机了？诚如是，民之幸焉。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乐观。过去我们只把金融危机与市场经济联系，并称其为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的瘟疫，以此来彰显另一种制度的优越性。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金融危机也是同民主制度相联系的，因为金融危机绝不是少数人创造的，而是社会中多数人非理性预期与行为的合力，这些非理性预期与行为带来金融危机前的非理性繁荣，长期的非理性繁荣迟早会出现理性回归，最终酿成金融危机。
可是每当金融危机发生和过后，多数人都愿意以受害者的面目出现，而忘了自己在每一次金融危机中既是受害者也是推波助澜者（如同十年浩劫过后，多数人只堪回首自己作为受害者的历史，却不堪回首作为参与者甚至帮凶的历史），并要将金融危机的发生归责于某些机构和个人，例如美联储以及格林斯潘。然而，民主国家的经济政策，如格林斯潘时代长期的低利率政策都是民主决策程序的结果，代表了多数人的意见，而非一人所能左右。格林斯潘在任期间颇受社会赞许，但这并非说明其政策多么高明、多么具有前瞻性和预警性，恰恰表明该政策反映了当时社会群体的意志和偏好，符合社会大多数人包括官员、经济学家、企业经理、投资人和一般消费者等人的味口。但是多数人的意见尤其是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分析，并非都是理性的。因此，金融危机爆发后一股脑的将责任推给格林斯潘们既不公平，也高估了个人在民主社会中的力量，忽视了金融危机背后的制度因素。
金融危机一定是坏事情吗？“衰退的唯一原因是繁荣”，金融危机只是从繁荣过度到衰退的拐点，社会群体在繁荣和衰退时期都是非理性的，只有金融危机这个拐点上才处于理性状态。金融危机是多数人非理性预期和行为的结果，同时在民主社会，群体非理性无法通过民主制度自身加以纠正，因为民主制度总是要反映多数人的意志，哪怕这种意志是非理性的。因此，金融危机是民主制度下市场经济对非理性的自我调整，通过对群体非理性的纠正和惩罚，重新让社会多数人恢复理性。金融危机不仅与市场经济相联系，更与民主制度相联系。对于金融危机，民主市场经济国家肯定有；处于民主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的国家也可以有；独裁的计划经济国家还真没有。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危机是民主制度下市场经济的理性表征。
金融危机必然带来社会整体的负面感受，如经济下滑、财富缩水、失业、生活水平下降。逃避痛苦是人的本能，因此有人寄希望于建立“完善的制度”和“有效的危机预警体系”来避免金融危机。一些专家学者也乐此不疲地提出各种各样的政策建议，很有“天降大任于是人也”的感觉。
寄希望于建立“完善的制度”来从根本上消除金融危机的人恐怕是患上了“制度迷恋”综合症。几百年来，每一次金融危机后我们都有相应的制度产生或是完善，如外部审计制度、破产制度、资本监管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公司治理制度、财政预算制度、货币发行制度、金融分业制度等等。即便如此，金融危机依然时而光顾，说明“完善的制度”并不能有效阻止金融危机的发生。当然，这并不否定追求“完善的制度”，“完善的制度”对金融危机中的局部负面现象如财务欺诈、内幕交易、风险传递、财政赤字、生活无着落等问题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对于社会群体非理性、经济周期与金融危机的存在和发生的确是无能为力的。并且，“完善的制度”从来就不存在一个客观的验收标准。
同时，每一次金融危机过后，一些媒体均会报道什么金融危机之前已经什么样的征兆，某某智者已经多次发出警告，怎奈芸芸众生中无人信从云云。在这些“智者”当中，除去一些瞎猫撞死耗子的人、事后诸葛亮、学术骗子外，的确有极少数人在事前就对可能爆发的金融危机提出过真知灼见，于是有人幻想建立“有效的危机预警体系”避免金融危机。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想法。因为如果要建立“有效的金融危机预警体系”，第一，必须存在少数具备危机预警能力的“智者”受托于民主社会。可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民主社会中，智者的意见如何才能通过民主程序被处于非理性状态的人们认可呢？非理性状态的人们不仅不能甄选出智者，反而可能对一些巫师和骗子顶礼膜拜。真正的智者在整个社会处于非理性的状态下，无法通过民主程序获得公众的认可，除非通过非民主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最后建立多数人都服从少数智者权威的决策体制。第二，为了及时、有效避免金融危机，我们必须允许智者们“事先”对经济进行规划和干预。可是，上述两点与“专制”和“计划经济”的准确界限又在哪里？如果再将这种思维方式其扩展至经济以外的其他社会领域，是否意味着我们社会形态的根本性逆转呢？社会问题竟然如此吊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