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日本进入企业百年庆典的密集期，近2000家企业先后迈入百年老店的行列。出现这一盛景的原因在于被称为“大正创业潮”的时期，具体时间是从1912年至1926年。也就是说，与历史上更为知名的“大正民主”相应，同期也出现了企业家群体，这些企业家创立了众多延续至今的日本近代公司，这一群体也被称为“大正起业家”。
可是，如果细细观察一下这些大正期创立的企业，大规模且国际知名的企业并不多见，去年被鸿海收购的夏普可能是最为知名的。夏普1912年由其创始人早川德次创立于东京，1924年移至大阪。另外像同年创立的旅行业的JTB、大正制药、西武铁道等等，在日本国内是掷地有声，但比起三井、三菱等企业集团来说，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力还是稍逊一筹。因此，如果想理解大正期的创业潮，还是要追溯到再早几十年的明治维新时期。
今年是明治维新150周年，这个日本近代史的起点也同样是日本政府开始重视经济领域的政策转折点。但是，政策的拐点并不意味着企业的兴盛期，日本近代企业的推手要归功于东京的涩泽荣一与大阪的五代友厚，前者被誉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后者则被尊称为“大阪的恩人”，二人均为辞官经商。
涩泽荣一官拜大藏省官僚，主持经济领域改革，例如日本现代使用的度量衡以及国立银行条例都是出自他之手。但在官场风生水起的时候，他却辞职进入实业界，原因在于他之前奉命去欧洲考察和游学期间，发现资本主义的核心在于株式会社制度，结合之前自身儒者学统中所推崇的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的军事组织论，提出“合本主义”，认为株式会社在于物的资本与人力资本的聚集，但要强调组织中的主体、主体与组织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他提出一个实业家在经营过程中不仅仅要追求私利，还要一心向公，甚至认为公利要高于私利，论语与算盘一致，道德与经济合一。涩泽一生创办了500多家企业，涉足金融与制造业，位列当时的15大财阀之一。根据涩泽史料馆的统计，自明治时代至今，日本共出版了15000多种企业史，其中十分之一的企业，也就是1500多家与涩泽有关。另外，现在日本总计130余万家企业中，90%以上采取涩泽所主张的株式会社的形式。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涩泽的影响力。
东京证券交易所为涩泽所创，而大阪的对应机构——大阪证券交易所则是五代友厚所建立。五代的经历与涩泽非常相似，都是欧洲游学归来入仕，后辞官下海。但与涩泽相比，五代主要是挽救了大阪在东京及其周边区域近代工业化冲击下的颓势，通过促进跨业经营的财团来振兴大阪以及关西地区。而与涩泽相同之处还在于他对于中小企业的扶持，例如现在商工会议所前身的大阪商法会议所（日商）就是五代与其他大阪实业家协同创立的。这个机构与遍布日本各地的“日商”一起，成为与大企业俱乐部——“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相对应的业界组织。
可以说，明治时期的实业家多多少少都与官方有瓜葛，除了涩泽与五代这样的鼻祖级人物直接出身官方之外，众多早期的财阀也都直接受益于官方的庇护与军事战争等政府采购合同，例如大仓、三菱与安田财阀等等。
这些部分意义上的红顶商人维持自己财界地位的制胜之处并非以邻为壑，反而是合作以及对中小企业的尽力扶持。在大正时期，当这些财阀从“起业家”渐渐进化为“企业家”的时候，“大正创业潮”也就在这些幕后巨鳄的耐心出资中慢慢展开了。
可以说，“大正起业家”是非常幸运的。一般来说，创业的最初10年应该是最易夭折的时期，但这些创业者当时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好景气。日本的近代工业化是从19世纪90年代实质开始的，以纺织业为中心。1911年，日本收回了关税自主权，可以自由制定保护国内产业的关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减轻了进口品的冲击，而且同时增加了对日本产品的需求。与此相应，造船与海运以“船成金”的形式为经营者带来丰厚的利润，也带动了纺织、矿业以及化学工业的扩张。
根据日本学者对于大正时期的研究，“大正起业家”的来源多种多样，包含与财阀有关系的人；经营者出身的起业家；证券从业者；以殖民地为中心的企业家；官僚出身；律师、新闻记者以及大学教授等专业人士；非财阀起业家；家产继承者等等。其中，与财阀有关系的人比例最高，而且经常是一人身兼数职，在多家企业担任管理者或者监督人，像涩泽、大仓以及安田财阀的关系人多涉足20家以上的企业。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起业家的来源在大正期日趋广泛，特别是与明治后期相比，也就因此形成了一个创业热潮。日本最大的企业征信机构——帝国数据在2016年对经营时间超过100年的日本企业进行了调查，发现明治期之前创立的企业占11.5%，而从明治期到1916年创业的公司占到88.5%。当然，这一比重反映出创业热潮的同时，也说明了数量众多的非超大型企业的出现。同期，日本开始出现“经理人革命”，也就是说非家族成员担任经理人，也开始形成工薪（日语中自创的英文词salaryman）阶层。
大正创业潮之所以重要，可能并不在于这些起业家创立了多少至今仍响当当的企业，而是一个阶层的出现。正如文中一直所称，日本以“起业家”来称谓创业者，而以“企业家”来指称企业的经营者，当然，广义的企业家也可以包括起业家。大正时期，日本早期的财阀起业家已经进入到企业家行列，并且通过积极扶持后起的创业者，形成了一个企业家阶层。这个阶层有赖于社会网络的基础，其中的原因在于家族或者合伙企业创业资金的需求、株式会社至少7个发起者的商法要求，以及信息网络与内部留存资金的行业内走向等推动力。仰仗于社会网络形成的企业家阶层具有明显的地域聚集性与资金融通性，也就增加了这一阶层的稳定性与社会影响力。实际上，熊彼特所主张的企业家对于社会的创造性回应，并非源于一个企业家的单打独斗，而是需要这样一个群体甚至是社会阶层的集腋与聚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熊彼特的企业家定义更多是社会学含义的。
日本财阀体系虽然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被美军解体，但企业家阶层的脉络并没有消失。曾经有日本的经济学家调查过世界各国创立200年以上的企业数，日本名列前茅。可以说，即使是战后才创业的索尼与本田也身处这一企业家网络之中。
日本企业能够超百年甚至五百年运营，不得不说其企业初代经营者的经营理念至关重要。涩泽的“合本主义”是其中的一个线索，而备受推崇的工匠精神也支撑了不仅仅是作为传统产业的清酒、旅馆以及吴服等明治期企业的生命线，而且也在近代产业中分分钟展现出来。这种“物作精神”代替了无法对企业进行有效并购的市场监督的力量，以企业家的“名誉”来解决现代企业无法克服的代理问题。
梳理了日本企业家阶层的历史脉络，也同样触摸到了现在这一阶层似乎有些温水青蛙的病兆。层层叠叠的企业家网络很容易形成影响政策走向的利益集团；对传统的坚守分明是一把双刃剑，企业的止步不前以及创业意向的缺失不能不归咎于此；相互持股可以防止敌意收购，但也阻挠了市场的有力监督，层出不穷的日本造问题究竟是物作的能力已经达到极限，还是企业家网络的力量已经消失殆尽？活力门事件的堀江贵文、软银的孙正义以及优衣库的柳井正都是离经叛道的日本企业家，无论是从正面还是从反面来看这些冲击，日本起业家或者企业家阶层也开始重新进化的进程了。
（原载《第一财经日报》2018年3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