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过去几十年支撑经济全球化的理念、原则以及市场契约、经贸规则、法律制度，在地缘政治、全球战略、意识形态、制度之争面前，显得非常脆弱。
乌克兰危机持续月余，仍未结束。战火所及，交通阻滞、生产中断、价格暴涨，加之后续的制裁、反制裁，令本已饱受疫情打击的全球经济雪上加霜。
不过，在我们看来，乌克兰危机造成的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航空和海陆运输停止或成本上升，乃至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暴涨与疫情期间货币放水叠加导致的通胀高企，都还不是俄乌冲突对世界经济最严重的影响。
更严重的影响在于，冲突发生后，西方集团对俄罗斯发起了严厉的经济和金融制裁，诸如将俄罗斯部分银行排除出SWIFT系统、取消俄罗斯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冻结俄罗斯政府乃至私人的海外资产、关闭在俄罗斯境内的外资企业及其业务、对俄罗斯关闭领空等，美国还威胁要将俄罗斯清除出世贸组织，开除出G20（二十国集团），同时宣布，对于逃避对俄制裁的国家将施行“次级制裁”或者“连带制裁”。对于美西方国家的制裁，俄罗斯反应强烈，以能源、粮食等大宗商品为武器进行反制裁，冻结有关国家在俄罗斯的企业和资产、要求不友好国家以卢布购买俄罗斯能源、暂停偿还外债、对有关国家关闭领空等。这些制裁和反制裁措施，不仅孤立和消耗了俄罗斯，也重创了制裁国特别是严重依赖俄罗斯能源、粮食等大宗商品的欧洲国家。
乌克兰危机带来的制裁与反制裁，瞬间打碎了一切经济原则、市场契约乃至法律规则，使市场规则、契约、协定与国际法原则在国际政治军事与战略冲突面前变得无足轻重。譬如，冻结资产乃至一国的国际储备通常是两国直接发生冲突情况下的极端手段，因国家关系而冻结私人财产更是鲜有所闻。再如，海外投资企业在国家关系紧张时不得不选边站队，坚持政治正确，遵从国家意志，无论他们多么希望以自身经济利益为依归或者置身事外也无济于事。又如，将一国开除出有关国际组织和国家集团，理应遵循组织和集团的规则、章程，不是哪一家说了算，因为这些组织或集团不是谁家的私人俱乐部或者控股公司。至于以本国法律长臂管辖其他国家，要求别人像自己一样选边站队，参与制裁，更只能是霸权的反映，毫无市场逻辑和契约精神可言。
对俄罗斯这样在国际经济中有着特殊影响的大国开展极限制裁肯定是双刃剑，既损害被制裁者，也伤及制裁者自身。然而，在国际政治、全球战略和意识形态对立面前，经济利益只能退居其次，即使是杀敌八百自损一千，也会在所不惜。由此看来，过去几十年支撑经济全球化的理念、原则以及市场契约、经贸规则、法律制度，在地缘政治、全球战略、意识形态、制度之争面前，显得非常脆弱。
由此，我们看到，乌克兰危机对当今世界经济所带来的深层效应，不在于今年全球GDP减少多少，而在于其极大地危害了已经千疮百孔、岌岌可危的世界经济全球化结构，破坏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有鉴于此，各个主权国家为了自己的经济和民生安全，不得不极大地减少对外部世界的依赖，成为一个个封闭内视的“城邦”或者价值观集团，这样，必然会极大地打击建立新的全球化结构、多边贸易体系、国际货币体系以及全球产业链的努力。乌克兰危机或将成为压垮经济全球化结构的最后一根稻草。
乌克兰危机效应将极大地打击对国际经济秩序、规则和契约的信心。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是规则和制度的全球化，是对协议和契约的信任，对市场的信心。这场危机表明，在国际政治与战略冲突面前，经济规则与契约十分脆弱。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敢保证自己永远不会与其他国家产生摩擦和冲突，包括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矛盾，也包括战略利益的冲突。如果一旦发生矛盾冲突就会让一切经济规则与契约变为废纸，那么，谁敢将自己的经济命脉寄托在这样的开放秩序下呢？或许未来不久，我们就会看到各国纷纷将自己存放于全球金融中心的资产搬回本国，以免如阿富汗一样被没收，或者如俄罗斯一样被冻结。
乌克兰危机效应让作为经济全球化基本骨架的全球价值链衰落过程进一步加剧。全球价值链的建立是以比较优势等经济原则为基础的，由企业家的逐利动机所引领。近年来的全球经济摩擦已经令全球价值链饱受打击，脱钩、断链之举不绝于耳。而乌克兰危机表明，在全球价值观日益撕裂、全球结构性矛盾日益激化的情况下，全球价值链和国际产业链是极不稳定的、靠不住的。矛盾当前，企业未必有多少选择余地，它要么发自内心地跟随本国政府的政策，参与对对手的制裁，要么被迫追随这些政策，否则自己就会因政治不正确受到惩罚。政治日益凌驾于经济，以价值观站队，是不可能容纳真正的经济全球化的。
乌克兰危机效应让全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秩序进一步破碎。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上一轮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基础。这一体系在后布雷顿森林时代已经日渐残破，被诟病为美国牟取自身利益的工具，从而出现多元化趋势。危机下俄罗斯部分银行被剔除出SWIFT系统，美元欧元等国际储备资产被冻结，让其他国家不得不考虑：寄托于美元或者欧元可靠吗？应当以哪种资产形态持有国际储备？国际储备资产存放于何处？应以什么货币作为国际支付工具？所有这些都将进一步打击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转，而一旦国际货币体系失灵，形成五花八门的货币小集团或者过度多元的货币体系，经济全球化将受到极大冲击，交易成本大大升高，效率严重下降。没有统一国际货币体系的经济全球化是不可想象的。
乌克兰危机效应极大地加重了各国对外部经济安全的担忧，外部安全担忧必定破坏合作、共享，破坏全球化。经济学表明，完全的所有权具有最高控制力，部分所有权次之，长期合约又次之，临时市场交易的不确定性最大。经济全球化的内核就是合作、互补、共赢，“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但是，当冲突带来能源禁运、粮食短缺、切断供应链、撤资关厂之后，各国无论如何都会把能源、粮食、重要原料、关键产品控制在自己手中，控制在自己的土地上，“谁有也不如自己有”。这种自给自足式的思维完全与合作、互补、分工、交易等经济原则背道而驰，但这种思维是出于比经济原则更高的政治安全与主权安全的。
——原载《第一财经日报》
2022年4月18日
王跃生
8797威尼斯老品牌教授，博士生导师，1979年进入8797威尼斯老品牌经济系读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任8797威尼斯老品牌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8797威尼斯老品牌经济与管理学部学术委员、8797威尼斯老品牌-中国银行欧盟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社会兼职主要包括：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特聘专家、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北京交通大学特聘研究员；曾任教育部经济贸易学科教指委委员、商务部投资促进局、苏州市等政府机构对外经济顾问。近年主要研究和教学领域为：当代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经济全球化与“一带一路”建设，国际直接投资与企业国际化经营。
供稿：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美编：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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